“岗”与“能”匹配 “能吏和循吏”的用人智慧

<正>循吏讲究理性,恪尽职守;能吏善于解决棘手疑难问题"能吏"与"循吏"本身包含着官员品质和岗位类型的不同分类,包含着社会对他们的不同评价和价值取向。对于能吏和循吏的准确理解,我们需要结合古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从历史渊源梳理的基础上加以把握。司马迁的《史记》在列传之中特设《循吏》、《酷吏》两目,这一体例为他身后撰写正史的史家所承继。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该定义其实十分精准。循吏尊重法治,讲究理性;所谋在于长远,不追求     

汉代“郊祀乐”的道家文化色彩

汉代是"黄老之学"兴盛时期。汉代时期的道家文化与祭祀乐文化发展道路如出一辙,都是源出于民间,被帝王、上层所采用而掀起高潮,然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方士在上层的活动中造就了祭祀天地的《郊祀乐》,这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代“郊祀乐”的道家文化色彩

汉代是"黄老之学"兴盛时期。汉代时期的道家文化与祭祀乐文化发展道路如出一辙,都是源出于民间,被帝王、上层所采用而掀起高潮,然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方士在上层的活动中造就了祭祀天地的《郊祀乐》,这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且说司馬迁不作“廉吏列传”

近日与一位闲聊,他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史记》里有《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太史公为何不作"廉吏列传",让那些廉洁正直之士名垂青史?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翻《史记》了,一时间答不上来。及至重读《循吏列传》,细细品味,才悟出点道道。我想,司马迁不作"廉吏列传"是自有其原因的。其一,廉洁从政是对为官者最起码的要求,用不着列传,不像如今某些人自以为不贪污受贿就立了大功似的,就看成为     

官员任用与考核之道

<正>评述由头当下官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循吏,一种是能吏。循吏往往安分守己、踏踏实实、爱岗敬业,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任务;能吏,则善于解决棘手疑难问题,善于变革创新。用人如器,不同的干部,要用在不同的岗位。用能吏摸索规则、创建模式,用循吏执行规则、复制模式,就能不断地优化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反之,若是用错了地方,就不仅难以人尽其才,而且会降低行政效率。那么,究竟应如何用好"能吏"和"循吏"呢?这对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有着怎样的启示?     

汉代的咏物俗赋

本文从汉代相近文体的相互影响中,或从后世的同类作品对汉代俗赋的的继承中,对汉代"咏物俗赋"及相近作品进行了挖掘,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咏物俗赋"写作手法多样,寓言拟人,不一而足;自我嘲谑,喜笑怒骂;语言通俗,谐趣万方。     

从历史到记忆：明清记忆之场中的冼夫人回忆形象建构

冼夫人是历经梁、陈、隋三朝而矢志不渝地勠力扶皇舆的岭南地方领袖,其史传叙事可溯回至唐臣魏徵主持纂修的《隋书·谯国夫人传》。明清时期是粤西南地域社会从文化认同上被真正整合进中国的重要历史阈限时段,而“冼夫人”作为一个沟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话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彼时地方精英集体参与“修订”其回忆形象的文化实践中,具象化了王朝礼制与地方风俗之交互模塑过程。在这个以“礼”化“俗”、借“礼”阐“俗”的过程中,冼夫人渐次挣脱其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的“蛮妃”刻板印象,儒化雅化为契合精英审美趣味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女师”,至道光戊申年粤西状元林召棠为儋州宁济庙作碑记之际,已是被置回地方感觉结构的“吾高州冼氏女”。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限理性分析——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有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多归因为非理性行为。而西方学者探讨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逐渐意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状态——有限理性,而且情感与理性也不是矛盾的,情感有时是理性的基础。在"瓮安事件"中,事件的参与者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成份,群体逐渐把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表达诉求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种满足其要求的捷径,即集体性启发。     

汉代循吏犯罪现象初探

自《史记》中司马迁提出循吏概念以后,史家认为循吏群体是古代专制社会的模范官吏,对于社会教化、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循吏虽多善终,但在其为政过程中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奸臣当道、被牵连、自请罪等原因而出现犯罪现象。循吏的犯罪及被惩治打击了其从政的积极性,循吏数量的减少甚至接近消失预示着皇朝灭亡之日的到来。     

注重三个转变 当好富民帮手

<正>富民工作是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任务,是"十三五"时期的重大民生任务。作为基层政协组织,应积极主动地学习好、领会好、实践好省、市、县三级党委关于富民工作专题会议精神,紧扣富民主题,定位自身职责,努力为富民工作增助力、注智力、激活力。注重从"袖手"到"帮手"的转变,切实为富民工作增添助力。"袖手"是指对与本职无关的工作视而不见,"帮手"是指在职责以外力争为富民工作多出一份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从乌坎到平度

当乌坎成为中国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时,群体性事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上演着类似乌坎的群体性事件。直到最近出现的平度群体性事件再次兴起了一波浪潮：即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我国基层民主的进程。任何国家在转型时期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转型本来就是对社会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     

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群体性事件联动处理机制的构建

随着转型时期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在不断凸显,铁路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铁路警察受警力有限的制约,只能应对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显示出警力单薄的问题。在警力有限的条件下,利用地方警察力量弥补铁路警力的不足,以构建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群体性事件联动处理机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从乌坎到平度

当乌坎成为中国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时,群体性事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上演着类似乌坎的群体性事件。直到最近出现的平度群体性事件再次兴起了一波浪潮:即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我国基层民主的进程。任何国家在转型时期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转型本来就是对社会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     

“边界冲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

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部分县域地区频繁爆发,凸显县政治理危机。本文提出"边界"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利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县域社会边界秩序混乱诱发的严重的对立冲突,是地方社会发展非常态的表现。因此,有必要从县域的特质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构建合理的边界秩序,实现县域政治的长治久安。     

读者来信

大迁徙的质与量看一看每年春运的景象,就知道中国的人口流动有多壮观了。欧洲古谚说:"哪里好,哪里就是家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往往不会总是呆在一个地方,而是要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人类不断的迁     

云南汉族的来源

云南的汉族不是土著民族，都是从内地迁到云南的。历史上，汉族人迁云南主要是在三个时期：一是汉晋时期；二是唐代（南诏时期）；三是明清时期。前两个时期迁人云南的汉族，在少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被融合或“大化”。云南现代汉族主要来源于明清时期。一、汉晋时期入迁的汉族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中央集权较为强大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处于兴盛阶段。汉王朝无力开拓北方回土，只好着力开发南方，因为当时南方民族众多，较为分散，还没有形成足以同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政治、军事集团。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调集巴蜀地区的士卒进兵…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探究——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尽管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这凸显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的滞后与缺失。因此,地方政府应革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利益协调与对话机制、政府预警与应急机制、地方领导责任机制以及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等,是我国破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论“雅俗”——对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历史演变的一种考察

"雅"和"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评价性概念,至今依然有着很高的使用频率。然而这对概念与其他任何一个评价性概念一样,也并不具有永恒性质,它们也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有着特定的社会功能。"雅"、"俗"这对评价性概念的产生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恰好是"文人"这一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特殊身份形成的过程。从这对概念生成演变的角度,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在各个时期的变化轨迹。     

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为信用弱化、政策信用弱化、绩效信用弱化。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