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3厅官窝案揭秘

8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原副市长薄连根因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此之前，他和内蒙古的另两名厅官同时被内蒙古自治区纪委通报，分别是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原呼伦贝尔市副市长金昭。     

被“朋友”拉下马的副市长

正2014年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涉嫌受贿案,在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时,往日围绕在身边的各路"朋友"纷纷不见了踪影,而自己却要锒铛入狱,仔细回想腐败"历程"金昭悔恨不已。     

被“朋友”拉下马的副市长

正2014年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涉嫌受贿案,在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时,往日围绕在身边的各路"朋友"纷纷不见了踪影,而自己却要锒铛入狱,仔细回想腐败"历程",金昭悔恨不已。任职到哪里,"朋友"就跟到哪里在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眼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就像一块超强的磁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在他们飞来绕去的包围中,一些党性观念淡薄、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就被他们所迷惑,遂与之称兄道弟,     

官应以谦为美

中国古人的谦恭，在称谓上的体现就是称呼自己时多用谦恭之词。比如说，一般人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说“我”，而是说“鄙人”、“在下”、“不才”、“小可”，等等；不是说“我以为”，而是“愚以为”、“窃以为”；官员在上司面前更是以“卑职”、“下官”、“末将”自称。在古人看来，这是礼貌，也是做人应有的美德。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孔子“智”论的历史检视

孔子之“智”，是对外在“礼乐”的熏习和内在“仁”的体认，一方面注重外在之“学”和人际交往对“智”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经由“仁”的内在安顿，“智”方才有效。孔子“智”论，既是政治论，又是伦理观，亦为道德观，还是修身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南京“私车公用”第一案

戴正明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宫员。 在不少人观念里，“公车私用”为人诟病。“私车公用”却是发扬风格。但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水利站副站长戴正明，却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官员。     

问责之路：从“政”到“党”：“京版问责办法”：党委领导首进问责范围

问责制重在“问”，要科学地“问”、规范地“问”，明确“问”的对象，提高“问”的透明度，拓宽“问”的渠道，增加“问”的力度，扩大“问”的范围。只有这样“问”，才能达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创”中求新“争”中求进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无论足个人还是组织，都要真抓实干，努力在“创”中求新．在“先”中求实．在“争”中求进，在“优”中求好。 创先争优活动，关键在“创”字，要在“创”中求新。要创造新鲜经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创党建新局面，不能华而不实“搞”创新，轰轰烈烈走过场。要紧紧嗣绕创新发展这一主题，着眼于本职工作，着眼于破解难题，着眼于解决民生。     

《论语》“知”的“功夫论”解读

《论语》中的“知”涵摄了“仁”“学”“思”“省”等重要范畴，它们可融贯于一套整体的儒学“功夫论”系统中。在此解读视域下，“知”就是教导学者在本体“仁”的引导下，通过积极不懈地践行“学”的工夫，以实现自我的真实生命，并最终在艺术人生能力的获取中展现出“不惑”乃至“天人合一”的“智”之境界。从“功夫论”的解读视角出发，“知”作为一个概念系统，其思想理论的特点与价值能够得到准确而充分的发掘，同时，这种诠释的方法也是将“功夫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取向，在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论尝试。     

再贴现

对于世界经济日益联系紧密的趋势，人们曾创造了很多词汇来描述它，如“经济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对应的也有这三个词，分别为“金融国际化”、“金融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尽管这三个词在字义上存在很深的程度差别，但人们在运用时并不作明确的区分。大致说来，在八十年代，“国际化”、“一体化”用得较多，九十年代以后，     

面对“请托”

纵览历史，“请托”现象由来已久。成语“苞苴竿牍”就告诉我们，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请托”先例。所谓“苞苴”，即蒲包，指赠送的礼物；所谓“竿牍”，即竹简，指“请托”信。“苞苴竿牍”，也就是携带着礼物和书信去“走门子”。“走门子”，就是请托官员徇私办事。     

社区建设：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为例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区”这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被再三提及：“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以上与“社区”相关的论述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即“自治”、“服务”和“党建”。如今，在浙江省，“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党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力实施道德建设工程建设文明厚德新莱州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我们积极实施“三德工程”、“四德工程”和保护未成年人“心灵工程”，即道德建设“4＋1”工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加强道德建设关键要在“真”上下功夫，在“实”上见成效。     

浅议官德与廉政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的几个基本准则

在官德和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紧祭抓住“人的建设”和“境界建设”两个方面，将育廉倡廉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人的建设”方面，要恪守“职业权力界限”，对“职业权力界限”僭越不旁观，不作“僭杈”的“负动力”；而在“境界建设”方面，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要做到“正派”，负有一般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直”，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气”。     

“天人合一”：传统与现代之辨

“天人合一”在古代与当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天人观上，传统的“天人合一”或者突出天道，即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或者突出人道，即“人定胜天”式的主体力量的张扬，而现代的“天人合一”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与“人”的理解上，传统“天人合一”强调“老天”、“神灵”，强调“帝王”、“圣人”等个别人，而现代“天人合一”认为“天”即自然界，“人”即类、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在“合”的功能上，传统“天人合一”是一种简单、素朴的消极和合，而现代“天人合一”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内涵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批判性继承与划时代探析发展而来。厘清“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做好“三员”根治“四风”

从风源来看，“四风”根源在领导。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活动推进者也是行为主体人。正本清源，根治“四风”关键在主体归位、做好“三员”。     

内江式“维稳”的二难推理

有海外华人回到国内，在某市发现“新生事物”一“维稳办”与“维稳中心”，便在他的博客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其一，何谓“维稳办”？此惑已经有人替他解了，“维稳办”就是“维护稳定”的办公室；其二，既然有了“维稳办”，何以还要“维稳中心”，此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此惑似乎依然未解。前些年，不少政府职能部门都有与其职能相关的“中心”，类似“二政府”，靠着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去“创收”。“维稳办”既是政府的临时机构，“维稳中心”很可能就是他们“创收”的“中心”。这也只是“可能”，如今搞了“阳光工资”，按理是不能再用任何名目去“创收”的。     

“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

“以人为本”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针对“以神为本”的，在当代中国是针对“以物为本”的。在这两种场合，都不涉及在人的内部以哪个特殊部分为本的问题。 然而，“以人为本”一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以人为本”不讲“人”的阶级性，是个“错误的提法和指导方针”，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由此，他们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甚至“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即以无产阶级中具有革命性的那一部分成员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