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司法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现代化＂作为＂法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而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必须要以具有现代化特征、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司法现代化为前提。     

柔软的心灵

古代法律即＂刑＂。刑者,从刀从开,开刀问斩也;后来以＂法＂代＂刑＂。法者,从去从水,法平如水也。这其间的过渡就需要司法者的良知,稍加具体,就是司法从业者柔软的心灵。     

“平衡计分卡”：司法人力的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估——以人力资源管理带动法院文化建设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司法是一种向社会提供＂正义＂产品的活动。法院作为司法系统的终端,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司法资源向社会提供司法正义产品的社会机构。在特定时间内,每个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相对稀缺和有限的。要处理＂司法资源稀缺＂与＂司法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必须合理配置法院人力资源,整合人力资源结构,促进法院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出发点

检察机关在我们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当中,属于司法机关,属于司法活动的主体之一。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中国特色之一。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利配置模式,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体制的运行核心是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别,这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地理、民族构成、文化传统等等具体的国家现状所决定的。     

略论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沿革与实现途径——谨以此文纪念《法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司法公信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被最终确立,体现为广大民众拥有对司法的＂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来实现,实现这＂三种信任＂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主要是对审判、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司法行为的规范。     

浅论“司法”与民众的交流与沟通

司法公信的＂公信＂,包含了公众的司法知识、对司法的情感和对司法的评价等组成要素,同时可分为感性的＂公信＂与理性的＂公信＂两种状态。本文指出提高＂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在于加强与民众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博得公众的正确认识、理性评价和合理期望。     

董仲舒司法思想新探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系统论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定位,那就是辅助德教的实施并对德教加以保障;另外,司法权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行使司法权力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自律能力,如此才能防止司法权变成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力量。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是＂原心论罪＂,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道德引入司法审判。从整体上看,＂原心论罪＂这一原则带有一定的人道倾向,是对当时酷吏暴虐司法的一种抑制。从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看,他强调司法活动必须符合＂仁道＂,应当以＂泛爱群生＂为基本目标;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应该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坚持＂以中和理天下＂的施政方针,注重司法公平、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世治而民和＂的理想社会。     

司法公信力缺失原因浅析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原因可以从解析＂司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司法＂静态上包括法院、司法工作者、法律等要素,动态上可分为前审判阶段、审判阶段、后审判阶段等过程;从内部来分析,司法公信力的缺失是上述环节或要素的缺陷所导致,其弥补途径亦应从这些方面入手。     

光华寮案之国际法思考

光华寮案是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国际法问题,本案涉及政府承认、国家财产继承、国家司法豁免权以及国家财产豁免权等国际法原理。在国际法上,一国承认其他国家成立的政府时,应该在被承认国的新旧政府之间作出政治的判断和外交的抉择,承认国政府及其法院在处理涉及对外关系的国际法问题上,应站在同一立场,保持＂一致声音＂。未被承认的政府无权在外国法院起诉,国家享有司法豁免权及财产豁免权已成为各国审判实践通常遵循的原则。     

人情：传统司法适用民间法的进路——基于涉及“招夫养子”习俗之诉讼中批词与判词的考察

＂招夫养子＂是从宋代即有文献记载的民间习俗,从有关＂招夫养子＂诉讼的批词和判词来看,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直接适用民间法,把民间习俗当作＂法＂来对待的。在古代中国,习惯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是以＂人情＂为进路进入到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总体适用规范的国家司法之中的。     

作为“中介”的“复合平等”——沃尔泽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判及其限度

沃尔泽认为,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设置＂所演绎出的＂正义二原则＂只是一种实现通常之＂简单平等＂的分配正义原则,无法解决由诸多领域所构成之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因而基于对西方世界分配现状的观察及其人性观,沃尔泽提出了＂复合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事实上,只有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因此,沃尔泽的分配正义理论实际上只是深刻理解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过渡理论＂或＂中介＂,而不是对后者的根本性超越。     

Community‐based restorative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Sierra Leone

Community‐based restorative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peace consolidation, maximizing access to justice and facilitating reconciliation. Examining post‐conflict Sierra Leone as a case study, the author draws on existing justice practices in Sierra Leone as examples of restorative responses to war criminality. Specifically, the traditional reintegration of former male and female combata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roject, ‘Fambul Tok’ are detailed. The author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nd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o point to gaps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that call for community‐based restorative strategies.     

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人类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对正义展开过细致的论述,柏拉图和孔子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论语》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正义的论述。对二人正义观的比较,既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正义"的内涵,也对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程序正义视阈中的我国侦查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所包含的程序公正性与合理性的标准,实际上构成了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理念的最基本内容。具有现代性的中国侦查程序理念并非都是本土资源自然生长的结果,但如果对西方现代侦查程序理念进行＂照搬式＂的移植,会使我国侦查程序成为诉讼诸多＂病灶＂的集中地之一。因此,应从侦查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价值为起点,在剖析我国侦查程序现状与缺陷的基础上,对未来侦查程序的构建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Basque peace process: some experiments and their lesson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that analyses applic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It examines recent attempts to employ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Basque peace process following ETA’s ceasefire. Using the Basque experience, it discusses some of the hidden dangers and tensions which arise when attempts are made to utilize ‘traditional’ restorative justice approaches and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m in transitional settings. One of the initiatives under discussion used a well-established restorative justice method of med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victims and offenders and attempted to transplant it without alteration from the context of ‘ordinary’ crime to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rime. It is argued that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e conflict that looms behind individual offences in question renders certain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restorative justice questionable both ethically and politically. Several other initiatives that have emerged recently in the Basque peace process are discussed which do not take the ‘classic’ form of restorative justice, yet values underpinning them fit well with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philosophy. They might suggest a more promising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aftermath of mass violence.     

重庆“打黑”行动中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公安、司法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打黑”行动中重庆市公安、检察机关新闻发布的经验有：重庆公安、司法机关适度公开信息体现执法文明,及时回应媒体质疑符合公诉机关的职责。“打黑”行动中重庆市法院及法官新闻发布的经验是：推行“分区就座”和“声音直播”实现审判公开;宣判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审后答疑。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应当改进的方面是：限制个人隐私和证据内容的公开;对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应当庭审直播。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判例法的“溯及力困境”及其制度性克服

＂奥斯丁困境＂的起因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适用社会规范引起的合法性问题。＂奥斯丁困境＂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可以转化为：通过什么样的判例法上的制度性操作能够缓解＂溯及力困境＂并达成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德沃金和哈特关于＂社会规则理论＂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命题在决定判例法规则方面的重要性,而普通法已经发展起来的司法基本原则、标准、推理模式和制度性原则则为＂溯及力困境＂及判决的公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实践上的保障。     

中国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

针对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失范现象，学界提出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种矫治方案，但由于陷入过多的理论化、哲学化争论，缺少对其可实施的条件和制度改造的分析，难免流产。倘若换一条思路，基于“问题-解决”方案，从“市场-政府-社会”和“问题-原因-对策”框架切入，在尊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前提下，将法律作为政策的工具来执行，通过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分配法体系，规范当前不同领域的分配失调行为，将有可能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     

民意与司法博弈中的程序正义之价值——以“吴英案”为例

"吴英案"在羁押、律师会见、开庭准备、涉案财产处置等环节存在诸多程序违法问题,使该案深陷舆论漩涡。这一场民意与司法的激烈博弈,将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暴露无遗。表征法治文明程度的程序正义,不仅能从维护法的独立性、促进实体公正性、保障法的安定性等方面提升民众司法的品质;而且能从促进实体结果被接受程度、吸收败诉方的不满情绪和提升对司法信任度等方面促进民意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