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禁立法之比较

中国的海外贸易从汉代丝绸之路始,到元朝海陆并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明以后,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及至全面的海禁。明清二朝尽管都实行了大规模的海禁政策,但在此问题的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继承性。     

论明朝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海外贸易在此时骤然衰落。这与明朝实行的特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这一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首次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管理。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对该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对法律制度的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     

论明朝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海外贸易在此时骤然衰落。这与明朝实行的特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这一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首次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管理。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对该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对法律制度的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     

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与海商

自明代中叶以来,我国海上贸易发达,但明清统治者以沿海安定和统治需要为由,厉行海禁政策,阻挠了中外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但海禁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断中外海上贸易往来的历史大趋势,海商集团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沟通中外海上商路,连接中外两个市场,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研究——以传奇对《牡丹亭》的接受为中心

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天然属性,互文性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即在于对文本及其生成进行研究。由于传奇文体的独特性,其互文特质尤为明显。以明清传奇对《牡丹亭》的创作接受为例,可以考察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的生成、表现、类型和心理。     

枷号刑历史流变考究——以明清时期为考察重心

枷号刑是独立于五刑之外的附加刑,其由刑具发展演变成法定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从明代的律外酷刑到成为清代的著为常法,这一历史流变过程值得重点关注。从微观角度对明清时期枷号刑的适用范围、刑期长短、刑罚轻重变化做了比较分析,并试图从宏观角度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司法环境中寻求原因。     

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以《笑林广记》为中心的考察

笑话既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亦是一种讽刺的工具。明清时期流行的笑话汇编《笑林广记》收录的法律笑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社会的法律意识:首先,契约与诉讼构成了庶民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其次,帝国官员的贪黩与酷虐是庶民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最后,对官吏昏聩和庶民狡黠的描写则反映出官民之间不同的司法智慧。     

立法解释的疑问——以刑法立法解释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解释,是指在刑法施行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立法解释不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解释的必要性,不符合客观解释目标,也不是发现法律真实含义的有效途径.     

法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为中心

当下,理论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遗漏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以知识产权领域最为典型。从宏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建立起一套产生并主要存在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微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则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具体内容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     

民间水规的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山西河东地区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

<正>山西河东大地(今运城市),襟带黄河,南依中条山,北枕吕梁山,汾涑二水横贯其间,形成运城盆地、黄河谷地和汾河谷地。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气候等多方面的影响,河流径流量小,分布不均衡,降水量小,水利资源比较贫乏,干旱是农业和民众生活的主要危     

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

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背景下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一直为中外学界所关注。乡绅几乎是所有相关研究都无法绕开的关键一环。本文从以往学者对乡绅的不同理解出发,揭示乡绅所具有的权力要素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探求在国家正式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弱化的前提下,乡绅之治的生成路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的场域中,揭示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一方面,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的延伸;另一方面,乡绅之治是乡村社会防御国家权力的屏障。乡绅之治以保守的姿态,而不是革命的情绪,最终向专制主义国家争得了一个相对自治的乡村社会。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抗诉新论——以立法为中心

程序抗诉具有重要的诉讼价值。在西方国家,程序抗诉的立法可以区分为附属立法、独立立法和混合立法三种模式。我国在检察机关针对法院审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提出程序抗诉的法律规范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以致无法有效彰显程序公正的理念和实现抗诉制度的功能。为此,应当立足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从区分事实抗诉理由和程序抗诉理由、明确列举程序抗诉的绝对理由、确立为法律利益的非常抗诉等方面完善我国程序抗诉的立法。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一直是一个玄虚但又切实的刑法学问题.无论对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作出怎样的诠释和展开,保护人们的基本需要、吻合共同的社会心理、蕴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标准,可以看成是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而它们可以视为共同构筑了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并在相辅相成和层层递进之中集中体现着一种“社会标准”,进而使得刑法的价值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构成刑法立法正当性根基的那些层面的相辅相成与层层递进,能够得到认知心理学的支撑和说明.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最终所牵扯的是刑法立法即刑法本身的“求真务实”即其科学性.     

论国际人权立法的中国化——以民主权为中心

如何建立足以对接、通融国际人权理念的国内人权立法的整合机制,是国际人权立法中国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民主权是一种新兴的人权。民主权立法"中国化"面临着理念整合、合法性、有效性等困境,其具体克服路径即在于:通过直接进行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价值调适以实现理念整合,建构具备与公众参与及自治相关的正当程序内涵的立法制度,藉此导出各公共领域内民主权的具体内容并确立其实现与救济的相关法律制度。     

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明清时期,我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定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所需粮饷,全都仰给予江南,漕粮运输成为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命脉。为加强自身的统治,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漕运,使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漕运空前发达,发达的漕运促进了天津的崛起,从而也对天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以人民为中心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实践

在立法理念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人,从商业利益等出发,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中国法律史研究2007年热点之分析——以2007年发表的论文为中心

本文之所以以学术论文为今年热点之分析的重点,是因为2007年一年中,仅就笔者所见到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论文有五百余篇,[1]这确实不是一个小数,与学术专著比较,论文更快捷地反映出了目前研究的热点.     

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与立法技术批判——以《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为中心

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论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

明清时期,庶民百姓之间的交往频繁而且复杂.在明清时期,契约文书反映了庶民百姓的双方意愿.“官有正条,民有私约”,契约文书调整着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事务.在此过程,契约文书不仅对庶民百姓产生了作用,而且对司法,甚至对帝制中国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

经济的急速发展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分化使社会呈现出风险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不得不紧跟社会形势频繁扩张,以应对风险社会隐藏的巨大危险。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刑法将一个危险行为作入罪化处理或者使刑罚提前到来的合理依据,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立法中把握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界限,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立法中把握犯罪性质的界限,即危险犯与实害犯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