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惩罚观:公正优先兼顾功利——读《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学界通常认为康德是一个极端报应论者,但实际上康德并不否认惩罚的功利价值,只是主张公正是惩罚正当性的首要根据,认为惩罚是国家的完全义务,与罪行相适应的惩罚是比例惩罚,被惩罚的主体应是责任主体。康德对赦免权利、死刑、善良违法和比例惩罚等问题的认识有自相矛盾之嫌。鉴于经验的复杂性,康德没有构建一个惩罚理论。马克思对康德的惩罚思想进行了批判,康德报应论的症结在于片面追求惩罚的形式正义,忽视了实质正义。     

论少年司法中协商性司法模式的价值

每一种司法模式都蕴含着司法主体一定的价值取向。传统刑事司法模式源于司法国家本位主义,其价值核心以报应和威慑为主。但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刑罚报应和威慑观念已大大弱化,转而从特殊预防中发展出教育刑论,提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价值诉求。传统刑事司法难以满足这一价值诉求。本文引入协商性司法模式的概念,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进行系统的论述和探索。     

浅析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一种例外的赔偿制度,在抑制侵权行为发生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补偿、惩罚、威慑和鼓励市场交易等功能.其适用应当符合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法官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应充分考虑这三个要件.     

惩罚正当性理论分析——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惩罚观的分歧与融合

惩罚由于其本身的残酷性使我们不得不对其正当性进行证明,历史上存在着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证明理论。由于两者自身的局限性,都不能对惩罚的合理性进行单独充分的证明;又由于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即报应主义强调社会正义,功利主义强调社会共同的善。     

论惩罚的政治正当性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惩罚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成,但在民主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是一回事,如何促成政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惩罚的道德证成之外,有必要开辟惩罚的政治证成道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证成进路,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提出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根据罗尔斯方案,国家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某个道德原则,应该保留犯罪者的公民身份,合理限制犯罪者的权利,死刑是不可证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及规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及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分歧较大。此类诉讼救济的客体一般为生态环境损害，囿于填补性赔偿的局限、环境行政执法的缺陷，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但是，鉴于惩罚性赔偿作为私法救济却又蕴含惩罚、威慑的“私人执法”特性，应严格审慎适用。为防止泛化甚或滥用，需对适用条件、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因素等进行规制。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的损害赔偿不同，惩罚性赔偿须具备行为违法性、损害后果严重性和主观故意性要件。惩罚性赔偿更多应在填补性损害赔偿、行政罚款、刑事罚金适用后仍无法弥补生态环境损失时方得适用，若此三项法律责任已起到相应法律效果，惩罚性赔偿就不应再“越俎代庖”。与环境污染侵权采举证责任倒置不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由请求权人对其适用承担举证责任。     

论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刑事和解平衡了被害人、加害人与国家刑罚权的关系,有利于报应公正和犯罪预防和实现,具有正当性。对犯罪人的惩罚应当参考对被害人的实际损害,应当强调刑事和解对犯罪行为人的人格改造以及对被害人的精神康复,刑事和解应当具有公平性。通过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保障刑事和解的平等性。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

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最重要的诉讼请求.但由于其制度功能与权利来源的模糊,导致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归属以及能否与刑事罚金折抵等方面认识不一、做法各异.私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于激励消费者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这也是消费者获得超额赔偿的正当性所在,而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于惩罚与威慑.在功能分化之下,如果认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是对私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集合行使,将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与逻辑悖论.而在私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之外另行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不会发生重复赔偿的问题,且有利于制度功能的实现.     

非财产损害赔偿之一般理论

非财产损害赔偿可以用金钱来赔偿,有不同学者对其正当性用事后的功能性补偿、事前威慑以及受害人事前保险的理论来说明,但是上述理论各自有其缺陷,尤其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即赔偿额的算定中,并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从而难以为实践所采用。相反,价目表通过集体估价确定各种非财产性损害的价格,同时不排斥个案情况,是较为合理且操作性较强的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方式。     

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探析

大规模侵权行为大量产生，原有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己经远远不足以起到预防和威慑违法行为的作用，惩罚性赔偿在惩罚恶意加害人，遏制恶意违法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这未能充分发挥这项制度应有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惩罚性赔偿的研究为我国今后的侵权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一些帮助。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惩罚既往侵权行为而威慑未来侵权行为,其前提包括权利的确定性、侵权判断可行和过度威慑的消极影响小。知识产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与惩罚性赔偿有着根本冲突,难以全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和侵权行为的道德可责性出发,可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进行类型化适用,恶意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可适用惩罚性赔偿,一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则难以适用。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下,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为正当竞争保留合理空间,知识产权与竞争的平衡才可产生最优的创新激励效果。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可能造成过度威慑,打破知识产权与竞争的平衡,妨碍知识产权法基本目标的实现。类型化适用有利于降低或避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风险。     

惩罚性赔偿制度探析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不同,强调的是对被告不法行为的惩罚和威慑,而非单纯的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其具有惩罚、遏制、激励、补偿等几大功能。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发扬光大于美国。随着两大法系相互交融,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接受和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正式以明文的形式确立了产品责任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但是范围过窄且力度不够。本文试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得出我国目前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意见。     

论在侵权行为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

惩罚性赔偿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坚持民事责任填补性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认为其适用范围模糊不清，难以把握。本文试图说明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在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的侵权行为法中，惩罚性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侵权行为法不能仅仅是填补损害的最优机制，不应完全屈服于效率目的，在某些方面应当强调它的预防和威慑功能，以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等权利。为达到这一目的，针对某些侵害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是必要且正当的。     

以色列网络涉恐犯罪的刑事政策

以色列近年来应对网络犯罪的司法实践表明,对于与传统犯罪同质的网络犯罪行为,网络犯罪更不容易被发现和追诉,为威慑之目的,应对其科处更严厉的惩罚。基于网络犯罪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增强刑罚的严苛性和刑事程序的严厉性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建议对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进行专门立法,以提高公众对行为反规范、反伦理性的认知和威慑效果,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帮助者实施威慑辅以奖励等刑事政策。     

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

起源于美国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逐渐被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所接受,并被作为处理企业犯罪案件的重要方式。目前,这一制度可以分为检察官自由裁量与司法审查这两种模式,并以企业建立合规机制作为适用的前提,以企业完善合规计划作为协议的重要内容,还容纳了企业在重建合规体系方面接受全程监控的机制。尽管在正当性上存在较大争议,但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符合"各方利益兼得"的基本原理,可以发挥替代刑事处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并使检察机关参与到公司合规治理中来,促进了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我国在推动企业合规体系建设过程中,有必要考虑确立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合规激励机制。     

辩诉交易应该缓行

辩诉交易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对其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探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是远远不够的。隐藏在制度后面的是更深层次的观念、传统文化、民族习性，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了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在讨论辩诉交易的可行性时，很自然地要与刑罚目的纠缠在一起。然而，刑罚目的是一个古今中外一直争议很大的命题。例如，有报应论、功利论、预防论、威慑论、忠诚论，惩罚说、改造说、预防说、双重目的说、三目的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等等之争。的确，像这样的论述在通常理解上是无可…     

提高损害赔偿数额能否威慑专利侵权？——基于1959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提高损害赔偿可以威慑专利侵权”往往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而广泛应用。然而,损害赔偿客观属性的变化如何作用于潜在侵权人的主观行为,其理论路径和实践效果皆不清晰。参照对威慑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的犯罪学成果,可以构建兼具立体维度和中介条件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威慑机制理论模型。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高赔偿”作为当下威慑侵权的主要制度工具,威慑效力十分有限,反而是常常被忽略的赔偿确定性和及时性呈现出显著而稳定的威慑效力。而且,仅就损害赔偿数额高低而言,其主观属性比客观属性更具威慑效力。因此,应当重新思考单纯追求高赔偿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合理性问题,构建兼具确定性和及时性的立体威慑机制,用“疏而不漏”代替“小惩大诫”,以期达到最优的威慑侵权效果。     

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研究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早期仅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特有制度,具有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本文通过考察惩罚性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侵权领域适用的变迁,对反对引入该制度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并对该制度在我国侵权法领域适用的合理性等若干问题略作探讨。     

食品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面临法律依据不足，赔偿数额计算基数不清，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关系模糊，使用归属不明等困境。分析其内在机理，惩罚性赔偿具有公益性、惩罚性和预防性，决定了其相较补偿性赔偿而言有特殊的程序构造。应明确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依据，可通过创设形式请求权的方式赋予检察机关或消费者协会代替消费者诉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综合考虑不法商品的销售金额、数量以及盈利情况，确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惩罚性赔偿金本质为民事责任，归属于消费者，不应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相互折抵；后续管理中，可设立消费公益诉讼基金账户，由消费者协会负责管理、分配和日常运营。     

论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超额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惩罚性,理论界存在争议.惩罚性赔偿的定性影响到法律程序的选择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于保护受害人人格尊严而进行的赔偿(或者称为精神赔偿)和促使行为人将行为成本全部内化的威慑性赔偿,在性质上仍然归于民事处罚的范畴.对于基于报应正义而进行的惩罚性赔偿才是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刑法适用范围很小,只有当行为人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且其有非常大的道德可责性时,才能用刑罚威慑.在传统二元结构框架下,有大量的违法行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三元结构中的惩罚性民事责任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强化法律的社会控制力.然而,惩罚性民事责任的扩张,会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因此惩罚性民事责任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