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反冒进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周恩来与“反冒进”

1955年底开始出现的反冒进,是围 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 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 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 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它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使"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其实在此之前的1955年,由于国民经济的状况良好和三大改造进度的加快,已经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尤其是《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露出,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设法防止急躁冒进,坚持稳定发展。但此时的毛泽东急于求成,他觉得周恩来的"反冒进"打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因此,对周恩来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陈云在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漩涡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正当全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同在中央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分歧,并引发了一场影响共和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争论.这就是1956初至1958年上半年,围绕着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的制定而发生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自然而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的漩涡之中,并一度失去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评价南昌起义：周恩来的赞扬与检讨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南昌起义,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文革”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9月9日,即秋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1967年,毛泽东对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     

周恩来对萧华的三次知遇之情

成立少共国际师,周恩来力荐萧华出任师政委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又调兵遣将,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军参战的热情,发挥青少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出作用,经周恩来提议,总政治部向少共中央局提出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少共中央局于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两次绝密飞行

本文所选的是两位机长有关周 恩来的回忆,事情发生在“文革”期 间。从一个特殊角度,我们再次看到 了晚年周恩来面对高压、面对病魔、 面对灾难性天气、面对艰难时势所 表现出的精神风貌。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聚焦周恩来生命中的若干“最后一次”

周恩来总理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命中的诸多“最后一次”,也颇为感人、可圈可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周恩来

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于是,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砥柱中流.周恩来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担任国民党驻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长开始,一直为贯彻三大政策,推动国民革命,积极工作,努力奋斗,从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对印度的三次正式访问评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印度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有3次。其间，中印关系曾经友好发展、高潮迭起，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种举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受西藏因素、边界因素、国际形势等影响，中印关系也曾从友好走向疑惧、从论争走向战争、长期冷战对峙。为中印友好关系的开创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付出巨大努力的周恩来让人深切缅怀。     

周恩来在苏区工作的领导艺术

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周恩来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比辉典范。是我们正确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学习楷模。他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在早年苏区工作时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革”中亲历周恩来处理南京问题

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曾与禹福春、郑钧亭两位同志被派往南京记者组，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期间亲历了周恩来总理处理南京问题整个过程。在记者站工作那段时间，我有幸先后四次受到周总理的召见，当面向他汇报情况。周膳理日夜操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漫说周恩来的"平易近民"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     

先进性别文化构建中规制大众传媒的思考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大众传媒在宣传和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一些贬抑女性形象的信息。传统文化中落后性别文化观念和追求利益是大众传媒传播女性负面信息的主要原因。构建先进性别文化,需要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为示范,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大众传媒的自律机制。     

《周易》"元亨利贞"的人文精神

"元亨利贞"是<周易>的一个著名命题,自古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多种不同的阐释,至今没有一种定论,这表明它本身具有丰富义涵,故能给后人以无穷启示.我们从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厚背景出发,可以对"元亨利贞"形成新的理解与感受,此亦正是<大学>所说的"日新"之义.现在我们只有依照中国古典文献学强调的训诂方法,充分参考古代学者的训释,借鉴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才能对"元亨利贞"的丰富含义作出全新的挖掘.     

试论《诗经·周颂》中的祖先崇拜

《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祭祀神灵乐歌,其中宗庙祭祀乐歌占全部诗篇的三分之二强,这足以说明周代统治者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和敬仰,在他们看来,其祖先神同至上神天帝一样,是周王朝克商得以建立并能巩固的决定因素和保佑力量。与商代祖先崇拜相比,《周颂》中的祖先崇拜更加注重祖先神灵的道德品质。     

"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周恩来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在谈这个问题时,中…     

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建设怒江小康社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的行动指南.怒江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