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增能:职业化工会工作者专业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深圳经验

职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是工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群团改革背景下,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可持续专业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和工会实务界的关注.基于对深圳市职业化工会工作者专业发展的现实考察,从赋权增能视角分析其专业化发展存在的困境,提出从完善制度设置、优化社会环境、提高个体自觉三个维度推动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专...     

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放权与赋权——政府推动下的公民社会成长之路

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组织,种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是构建公民社会的组织基础,社会组织的数量及发育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深圳市一直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共同     

维护社会稳定的政府、社会组织与法治逻辑

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是党委政府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或动乱。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必须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即政府原有的某些职能交给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原有的某些社会职能,相比政府会承担得更好,社会矛盾问题更容易解决,政府也不会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为此,需要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当社会组织对某些矛盾纠纷解决不了时,政府才出面解决。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要积极发挥司法作用。所以,需要树立法律权威,让当事人自愿服从法律裁决,从而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增能视角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从增能视角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为广大村民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增能""充权"和"增力"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程序、专业服务和专业方法,把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多元参与能力、"三治"融合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取向。当前,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是:助力党的社会工作,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助力合作平台搭建,提升乡村治理的多元参与能力;助力治理方式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能力;助力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移风易俗变革,提升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能力。     

四维赋权:脱贫攻坚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实现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的题中应有之义。立足于赋权理论,制度—信息—技术—话语赋权构成脱贫攻坚中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基本路径。揆诸现实,脱贫攻坚中制度赋权不到位、信息赋权不充分、技术赋权梗阻以及话语赋权失衡引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未能充分实现。为此,应在脱贫攻坚中推进制度赋权完善和落实、加强信息赋权沟通和监督力度、促进技术赋权梗阻节点破除和发挥效能、重构话语赋权主体思维并指导其行为等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从组织社会到建设社会:党领导社会建设百年实践的底层逻辑北大核心

从党领导社会建设的视角来看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党以自身的强有力组织凝聚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起来,继而在组织社会中建设社会,在建设社会中有效组织社会,把党对社会的有效组织打造为社会建设的底层逻辑,实现了党的初心使命与中国社会发展事实的有效融合。具体而言,即党以自身的强有力组织来组织中国社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以政权建设集中组织和建设社会,铸就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根基;以引导社会的多元组织促进社会建设,激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活力;以增进社会的协同组织推进全方位社会建设,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团结基础。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简政放权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历程与现状透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呈现出“一个过程、五个阶段”的特征,即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先后经历了萌芽、起步、停滞、复兴和扩展五个大的历史阶段.而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总体数量庞大、组织形式多样、活动领域广泛、行动能力初显,但同时也呈现出官民二重性突出、行政化色彩浓厚、运作管理不规范、发展不平衡等特征.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算法赋能第三次分配:价值、逻辑与路径

第三次分配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面临主体认知与参与范围有限、实践与制度安排协调不足、主体偏好与差异难以协同等困境,而算法给予了第三次分配新的实践选择和实现机遇。本文构建了算法赋能第三次分配的三层逻辑框架,阐释了算法技术与第三次分配在价值逻辑、实践逻辑和主体逻辑上的契合性,二者结合有助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并规制算法,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组织外形化”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审视

组织外形化是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一种逻辑矛盾,社会组织获取合法身份和资源的需要,以及政府合法掌控资源的需要,是社会组织"组织外形化"的主要原因。从组织外形化的角度审视,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思想认识的误区以及获取资源难度加大的困境,使其难以破除组织外形化的运作逻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桎梏。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长的历程分析——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

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巨大变迁,但鲜有数据对这一变化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变化机制。通过搜集1980年-2018年39年的女性社会组织相关数据,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组织成立影响因素:首先,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组织种群密度的变化紧密相连,两者随时间变化呈倒U型曲线;其次,资源环境对组织成立率具有一定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力度对组织成立影响显著,女性社会组织成长对政府支持存在依赖性;最后,制度环境也是影响组织成立率的影响因素,其中法律法规的支持对组织成长具有显著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