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

大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引起"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众所周知,大数据不仅包括海量数据,还有类型多样的数据如结构性数据、半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而当今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绝大多数数据是非结构性数据,传统的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是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的。因此,大数据技术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革命,也就是从传统的样本思维到全数据思维、从因果思维到相关性思维、从精确性思维到混杂性思维的革命。这种革命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则是大数据技术推动了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即: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公共管理思维、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标准等方面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又使公共管理从"维稳"式管理变成服务管理,从维持现实秩序、强调管理流程变成强调数据管理,从事后应对性管理变成事前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管理等。因此,大数据技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实践范式。不过,这还不是公共管理的定型范式,大数据技术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公共管理范式新的革命。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内涵特征、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是新时代我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主要指政府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行精准感知、精准聚类、精准测量、精准满足和精准监测的决策过程,具有需求实时洞察、系统集成联动、公共价值导向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面临"数字基建薄弱"阻滞公共服务需求精准感知、"信息不对称"妨碍公共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数据壁垒"制约公共服务需求数据集成共享、"表达机制不畅"阻碍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反馈等难题掣肘。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通过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动态调整的公共服务需求清单制度、重视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排序、打造公共服务需求实时监测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数智时代的公共决策：复合理性转向与范式证成

何种决策是合理的,这是萦绕公共治理领域中事关决策标准且具有争议性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决策认知的核心要素“价值—证据”为二维变量,划分非理性决策、工具理性决策、价值理性决策、复合理性决策等四种基本决策类型。通过对决策理性逻辑演进的脉络分析,刻画公共决策从非理性到单一理性再到复合理性的范式嬗变路径。研究认为,复合理性是公共决策理性标准的前瞻性演进方向,其决策合理性证成建立在决策环境全景认知、主体包容认知以及目标综合认知基础上,对决策者的认知思维、资源和方法手段提出更高要求以统摄公共价值和事实证据之间的张力与合力。面向数智化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改善了决策认知条件,为生成复合理性公共决策所需的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了可能性。     

论公共管理类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平台建设

对任何教学组织而言,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问题都是重中之重。该问题的解决关乎教学组织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关乎教学组织多年教学经验积累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更关乎教学组织成长目标和青年教师成长目标的有效契合。因此,从大管理平台建设着手以拓展公共管理类青年教师对管理边界的理性认知、从大数据平台建设着手以实现公共管理类青年教师对管理发展的准确预判、从大教学平台建设着手完成对管理课堂的时空延展、从大服务平台建设着手加深对管理真谛的定位审视,成为当前高校开展公共管理类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平台建设的关键。     

公共价值管理: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治理理论的回应,公共价值的概念被人们提出。围绕公共价值的概念,公共价值管理理论逐渐兴起与发展,并拥有独特的理论主张,即多维度的概念阐述和构成要素,通过政治协商网络定义公共价值,通过合作递送网络生产公共价值,通过有效的责任与评估体系实现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的理论创新在于:重新组合国家治理结构的关系,重新定义政府核心职能和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与使命,重新统一效率与民主的价值标准,重新发展与变革民主理论。     

大数据技术优化政治生态发展路径研究

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的应用正在重塑各领域的运行规则和发展方式,也为净化政治生态系统环境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实践路径。厘清中国政治生态的系统发展逻辑,分析政治生态系统紊乱造成的腐败状况,以探究作为理性工具的大数据技术在保障政治生态环境过程中实现公共诉求和修复制度功能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数据质量和覆盖范畴、培养政府分析数据能力、扩大数据开放及使用范围是进一步推进大数据在维护清廉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以形成新的价值思考方式和清廉的政治生态环境,保障廉洁公共产品更科学的有效供给,维护政治体系和权力体系的运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构建

本文是一项规范性理论研究,超越于现有公共决策理论的个体理性基础,基于现代哲学的公共理性而建构了一个公共理性决策模型,重点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内涵以及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性质、构成主体、决策方式、应用性条件以及它在决策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之处。在理论上证明了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可以实现公共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内在融合,从而使得公共决策结果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价值要求,并认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对于消弭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可能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规范性的理论启示意义。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政治性理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适用边界及其操作化问题有待进一步理论探讨,它也有待于实证检验及修正。     

行政冲突的价值分析--公共管理新模式探索

公共领域的冲突或危机管理模式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负功能;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冲突管理或危机管理并不是涉及双方行政关系的基础,不是核心价值的冲突,而是民主性质的公共规则控制下的冲突,是公共领域可以承受,并对公共管理结构的整合提供动力的冲突,使人们能够运用冲突的危机探索并接近解决的可能性的冲突,因而是具有正功能的冲突.认为,虽然冲突管理或危机管理也具有反功能,有一定风险,但影响是有限的,因此,危机管理或冲突管理的正功能成为研究的重点.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从制度设计走向过程管理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已经成为彰显民主价值、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手段。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和创新,是实现公民有序、高效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保障。然而,民主要从理想走向现实,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还必须从细节做起。公民参与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精良设计、行动有效的公民参与的过程管理。从制度设计走向过程管理,是实现公民有序、高效参与公共决策的现实选择。     

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机理、风险及规避

大数据对政府决策的优化有明显的过程导向,即在经验干预下,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挖掘与利用形成数字化平台,利用数字化平台的丰富信息优化和纠偏决策方案,同时对决策过程进行监督,进而推动决策问题构建的民主化、决策方案制订的科学化、决策方案执行的有效性与决策效果评估的规范化。但是,受数据结构异质性、数据价值稀疏性、数据内容隐私性和数据管理人为性的影响,大数据在给政府决策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安全、道德和技术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明确数据使用规则、设立数据使用标准、强化数据使用监管、打破数据使用垄断和追究数据滥用责任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

大数据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引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创新工具。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不但节约社会治理的时间、资源和人力成本,而且建构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实现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治理、从静态化管理走向流动性治理、从精细化管理走向精准化治理、从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从单向度管理走向协同化治理的路径转向。     

论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

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扩展源自公共管理职能的改变,而公共空间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公共管理范式变迁.浙江近三十年来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导致原来单一的公共权力空间转变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公共空间,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促使公共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空间的深度得到极大延伸.因此,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其关键方向在于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平衡利益冲突和矛盾,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大数据在行政决策中应用的反思与优化——基于科层制运行视角的考察

大数据提高了科层制的运行效率，在行政决策中发挥着扩充决策依据、改良决策方法等独特功能，但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受制于科层制中的固有变量以及大数据与科层制之间的冲突等因素，大数据的嵌入不仅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组织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层制“绑架”，导致技术赋能变“负能”，带来行政决策的新难题。基于治理要素的构成视角，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明确决策者、公众、专家、大数据四位一体的治理主体，形成考核与问责机制联动的治理制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系统优化现有的科层制，消解其积弊。实现技术其外、科层其内的融合性治理架构，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的回归，进而提高大数据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与启示

以网络治理为时代背景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核心目标是寻找和创造公共价值,它在理念创新、职能优化和路径拓展等方面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创新,有效回应了治理范式转型所引致的价值、制度、系统与过程调适性变革的挑战。借鉴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思想,结合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需要创新政府理念,将政府职能拓展为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需要拓展服务路径,构建协商网络和服务递送网络,以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对电子政务的回应

电子政务的兴起引发政府管理的创新,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也不例外。电子政务要以公共部门人员为主导,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效率。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要从管理理念、方式、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回应。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要从内在价值、机制、体制、原则等去创新。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与启示

以网络治理为时代背景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核心目标是寻找和创造公共价值,它在理念创新、职能优化和路径拓展等方面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创新,有效回应了治理范式转型所引致的价值、制度、系统与过程调适性变革的挑战。借鉴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政府职能创新思想,结合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需要创新政府理念,将政府职能拓展为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需要拓展服务路径,构建协商网络和服务递送网络,以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的双向互动分析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之间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二者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公共领导发展对公共冲突管理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通过公共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公共冲突管理者的职能;通过战略型的领导方式,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考量;通过政策性的领导趋势,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确实的政策依据。而公共冲突管理对公共领导发展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冲突的正向整合功能提升了公共领导者的影响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组织性增强了公共领导者的决策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实践性锻炼了公共领导者的执行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公共领导者的创新力。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嬗变与启示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演变经历了奉行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倡导社会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推行以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它演进的主要特征是效率观贯穿于其演变的全过程、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成为其体系的核心、中心化与边缘化价值诉求共存的价值结构形态将长期存在。它的嬗变对我国公共管理伦理体系建设的启示体现为: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厘清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场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构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现代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促进公共管理主体道德自觉自动生成机制的形成。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