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爱默生VS孔子

个人主义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学说,不仅代表了美国19世纪中期的主流价值观,更揭示了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超越时代和具体文化的启迪意义.孔子对个人主义基本元素的思考,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中讨论儒学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对确立现代中国人的个人文化身份意义重大.     

梭罗的个人主义理想与个人的道德良心

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H.D.梭罗的个人主义深受美国传统渊源的影响,同时也颇具个性,主要体现在他对"个人道德良心"的呼唤.他把个人良心看作比法律更高的一种道德原则.他主张:个人利益高于机构利益.任何机构化了的组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使人人有机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和<瓦尔登湖>这两部作品集中表达了他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梭罗正是从个人道德良心的角度来阐释其个人主义主张的.他的个人主义理想影响了美国民族文化的建构,并已成为整个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各自又呈现为价值论的与方法论的两种不同的形态。仅就法学而言,个人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处于基础地位,是私法研究无可替代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只存在着非常有限的适用空间。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私法中具体表现为私人主体、私人利益、私人自治、自己责任、权利本位、形式平等、交换正义、程序正义与主观价值论等范畴。虽然现在学界已自觉不自觉地在私法领域中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但由于整体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 提倡、张扬个人主义方法论仍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一种新的普适主义

在过去二十年里,人权学者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普适论者与文化相对论者之间。普适论者忽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背景。文化相对主义模式的关键———共同体,在普适主义人权范式中找不到。相对论者忽视了公共社会中个人自治和自由选择存在的空间。可以把普适论者和文化相对论者的两种理论的要素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普适主义。     

论作为国际经济法体制结构性基础的公民社会

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真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不及与公民社会传统的秩序支撑。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有限政府,反对干预主义,强调多边主义只是一种补充保障,自由国际经济法秩序必须从国内市场经济、单边自由贸易及其制度化法治开始,但最终植根于国内公民社会及其道德、习俗、宗教和传统。自治型公民社会的衰落与干预型公民社会的兴盛表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经济法体制及其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复兴公民社会及其非正式文化传统秩序,是国际经济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文化多样性的主权、人权与私权分析

文化传统保护与文化发展选择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基本内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和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知识产权对文化创造参与者的支持和激励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公约》以主权和人权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举措,并以对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补充措施,由此构建了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权利形态。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证精神文化建设的构想与尝试

一、公证精神文化的基本内涵 公证文化是公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切实遵从的道德观念、价值准则、职业情操和精神气质的综合．它是公证人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动力．是公证行业崛起的基石①。公证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行业文化之一,同其他行业文化一样,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四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有何种精神文化,就会产生相对应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最终将实现何种物质文化。     

罪刑法定主义的哲学视域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来自于探寻其生命源泉。英国1215年《大宪章》与罪刑法定主义之间的联系被过分夸大了。罪刑法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其政治条件一个是政教分离,一个是王在法下。罪刑法定主义仅仅立足于民主主义是不够的,还须立足于立宪主义,其根基在于人的尊严和自治,而其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主体制度之构建

民间文学艺术是集体创造物,以浪漫主义为基础的个人作者观被认为是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制度的最大障碍。版权作者观经历了从普通工匠到创作天才、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演变过程。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和以自然人为主的传承人享有民间文学艺术版权,这与现代版权制度中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具有契合性。运用法定代理制度可以解决因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带来的权利主体虚位的世界性难题。     

“无财产即无人格”质疑

本文批判了“无财产即无人格”的民法观念 ,指出这一观念无视市场交换原则所应该具有的界限 ,将其无限放大为市民生活的基本原则 ,由此导致对作为市民社会立法之基础的社会团结协作原则的遗忘 ,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物质主义的理解。作为其纠正 ,本文提出 ,在市场交换与人的基本价值的保护中 ,应该以后者为核心和出发点 ,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律———民法典时 ,应该以人为本 ,而非以财富为本 ,同时需要重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性质的一面 ,避免以绝对的物质主义的观念来设想民法典所要调整的社会生活。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试析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

“仁道”精神与“教化”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且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对待监狱行刑及罪犯改造等方面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也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狱政文化也有借鉴意义。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制现代化革命,而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律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它反映了中国法律的特性和基本精神,必然会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必将对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地域文化与现代作家的精神路向——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例的一种考察

民国时期的南京,人与城、人与事、人与历史交织融汇于一体。此间,在现代作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被列为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留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现代作家人生追求的印痕记录、时势艰难的历史剪影,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素材,一类文体的样式,或者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学史存在,而是一种特殊历史、特殊地域文化,呈现了现代作家内蕴极其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并由此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丰韵和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这种思路和地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重新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勾勒出一幅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文学史图景,探寻现代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向和缘由,以此力求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     

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重视人内心的儒家化法律传统,重教化轻报应德主刑辅的法理念,以及重视国家轻视个人的义务本位的法权观,是形成我国刑法主观主义的法律文化根源。现今刑法学界所说的刑法主观主义,是传统刑法文化与主观主义之合体。刑法主观主义在当下体现为对主观罪过过于依赖、对人身危险性过于关注,以及犯罪特殊形态认定中的主观倾向。刑法主观主义对我国刑事法治具有重大危害,它导致定罪量刑随意出入人罪,使得刑事规则主义的生成颇为困难,并且冲淡了客观行为的定型意义,由此出现了一些影响极坏的冤假错案。要想减少并消除刑法主观主义的危害,必须把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相融合的主观主义逐出刑法领域,取而代之的应是刑法客观主义。     

从传统文化透视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

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是中西价值观念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中西价值观念差异表现在 :自制、内省与等级尊卑和自由、平等、民主、权利 ;依赖性与独立性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重义轻利与重物精神等方面。     

文化认同权及其法律主体研究

文化认同权是一项新兴人权,它的国际法渊源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它的基本学理定义为:每个群体都有权保留并发展自己特有的文化;它的一般法律价值在于实现和保障文化平等与文化自由;因此,它是实现文化权的核心法律要素。应当在尊重人权普遍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认同权的国内法构建,同时注意到它具有个体、少数人群体和国家三个法律主体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