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 权力垄断 人治

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垄断,在于人治;权力垄断和人治是密不可分的;根治腐败必须消除形形色色的权力垄断和人治现象,健全党内民主和监督,推进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大力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能动司法”之反思

“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对法治的思考

法治和人治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统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时代占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是人治的历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人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治必将被法治取而代之。实现法治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不能因法律的质量问题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必须克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律至上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相矛盾；法律至上也并不等于法律万能。     

从人治与法治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之差异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法治不仅强调了形式上的"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还强调了"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以及"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传统伦理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在法律文化上对人治与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对此,通过分析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异进而对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法治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法制信仰形成的几个前提

首先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如果执政者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很难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访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产物，消除此类现象，就必须使领导者意识到这种人治方式的弊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个开放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用法治理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树立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全面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法治与人治之新辨

法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治纠缠不清,以往学界更多地是关注法治与人治的对立。然而,沿着法治思想的演变轨迹,对法治思想作出新的审视,将发现法治与人治从未完全决裂,法治之中始终隐隐地包含着人治。     

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     

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与努力方向

当前依法治国实践中明显存在实用化、突击性、盲目性、人治性的倾向.这有其特定的客观原因,但不符合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其特定的标准或要素.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按照这些标准和要素,着重在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上下功夫.     

全面理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回答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即是实行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的治国方略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回答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两种手段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德治与法治的重点都是治权、治官。     

摆脱人治状态 走向法治社会

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是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经过几代人努力、探索的结果。但法治社会究竟是不是中国改革的出路，本文从法治社会角度加以探讨。     

一字之差的跨越——中国法治之路回眸

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从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轨迹来看,一字之差,理念提升,跨越65载。 从＂人治＂到＂法制＂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     

法治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目标,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与条件。从理论上看,建设法治文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如果说法律制度是硬件建设,那么,法治文化是软件建设。因为法治文化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与价值判断。所以,建设法治文化不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基础与条件,同时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难点与战略支点。     

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必须随着“两创”总战略的推进而推进。     

法治之不及: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再反思--兼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法治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但由于依法治理的规则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在对规则的解读上和规则涉及不到的地方,执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必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论及法治之不及的问题。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和心理原因的影响,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法治合理性的探讨上,而忽视了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客观存在,进而忽视了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执法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     

论文化转型中公务员的法律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的转型期,从法律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摒弃权力至上主义,确立法律至上意识;应该摒弃法律虚无主义,全面确立法的功能意识;应该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全面确立法的价值意识;应该摒弃法外特权观念,强化法的责任意识。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法治之所及:法治内涵的追问——与尚九玉、尚九宾博士磋商

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的追求,但法律是否万能,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法治与道德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仍是需要探讨和重新认识的范畴。借对尚九玉、尚九宾博士提出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导致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存在,以及法治不排除人治的观点的磋商和分析,旨在为人们认识真实的法治提供一种现实和有意义的思维视角。     

法律是一碗心灵鸡汤——兼评《谁隐藏在故事背后》

公民良好的法律素质是法治社会建构的基石。只有社会全体公民普遍理解法律、信任法律、尊重法律，法治大厦才能恢弘建立。然而，如何将一项项抽象的法律规范．一条条艰深的法律原理植入公民的心田，扫除几千年人治模式遗留下的阴影，培养健康积极的法治意识，不仅是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国法律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人治与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抉择

人治与法治，这是人类为克服自身缺陷而采取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就二者本身而言，并无优劣好坏之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能达到善治。人治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人类社会共始终。而法治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国家共存亡。人治（低级）——法治——人治（高级）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