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人科学思维方式的理性特征

思维方式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又是一个哲学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思维方式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具有唯实性、辩证性、创新性和人民性等理性特征。     

论理查德·罗蒂对科学实在论的超越

理查德·罗蒂通过重新思考科学实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来达到超越传统科学实在论的目的：一是关于“不同世界”的话题；二是理论实体如电子是否实在地存在；三是“指导着科学家的工作并使他们的观点趋向一致的世界的观念”。在此基础上，罗蒂以亲和性取代客观性，试图消解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从而进一步弱化传统的实在论观念。科学不能排除主体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主体性因素作重要的补充，但是科学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客观的认识活动。罗蒂试图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作为文化的、实践的科学只能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论科学理性

论科学理性张洪齐科学理性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得到发扬光大。在那个时代，人的理性得到推崇和尊重，而科学的进步又加强了理性的地位。“哥白尼革命”摧毁了宗教的权威，从此科学和理性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成了理性的化身。牛顿力学的成功将科学理...     

科学理性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命运

改革开放一方面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科学理性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并逐步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追求的过程。由此而言，科学理性似乎已成为判定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作为我们深层次的观念支撑，因而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性状况的研究就成为必要。什么是科学理性?在一向缺乏     

理性与迷信

我们大多数人使用＂理性＂一词是非常随意的。它的本意是指人类认识能力的三个环节之一,即感性、知性到理性。而我们广泛应用＂理性＂一词似乎是指那些遇事冷静,不作过激反应,所谓能做到唾面自干的人的表现;我们还习惯将理性同科学精神等同，那些臆想、狂妄的言行，我们叫它非理性；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合作——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

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面临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等多重困境和抉择。各国气候政策都是理性判断的结果，但这种理性态度尚不彻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具有更加科学的理性态度，必须超越个体理性与集体不理性，达至集体理性；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整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卷首语

感受青春，可以是感性的，旭日朝阳，溢彩华章；也可以是理性的，睿智沉思，凝神畅想。青年研究，就是理性地感受青春，并在这种感受中探索和发现青年的意义和价值，让青年自己，更让全社会坚定对希望、对未来、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执著信仰。青年研究，是一门关于青年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一门有关未来、希望和信仰的科学。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它始终与青春相伴，其学理思辨和论证剖析能不断地激发研究者的青春想象，进而将这种想象转化为理性的成果，给人以启迪和借鉴。因此，青年研究，将永远展示青春的活力，并将这种青春活力传导给社会。     

永远的现代性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已经成了人类共同的追求目标，现代性的含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成了一个复杂的词汇。所有的现代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批判理性。现代性的历史其实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现代与后现代两种力量的不断对抗、互相消解的历史，这个历史仍在继续。现代性将会成为现代人心中的永远的乌托邦。     

关爱农民工子女

深入扎实地抓好农民工子女工作思想教育引导工作。注重创新教育方式,努力营造一个平等和谐、积极向上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引导其接受主流政治文化的熏陶，正确对待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继续加强公民教育工作，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公民素养，引导他们理性、合理地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使他们健康成长。     

哲学：理性与信仰（下）

哲学：理性与信仰（下）金春峰三信仰衰落与理性独尊在哲学上的反映西方，中世纪结束，进入文艺复兴以后，信仰衰落，理性高涨，反映在哲学上是：与古代哲学主要陈述本体论不同，近现代哲学主要研究认识论问题，研究认识的方法、表达的方法；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研究在认...     

论我国政治发展根本要求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政治发展要得到有效坚持，都需要政治道德伦理的支撑。这种政治道德伦理中最具核心作用就是价值取向。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科学理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取向所在；民意理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体现；公正理性，是依法治国价值取向的根本。     

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对皖南D村的定性研究

基于对皖南D村的驻村调研，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从家本位思想、人生意义与代际责任失衡三个方面分析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发现：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的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他们不再守候着那一套传统归属伦理．而是追求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这是农民主动适应国家政策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观念的转变是国家宏观政策、村庄性质和现代性观念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     

理性与灵性的融合：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建设方向

理性与灵性的融合：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建设方向李江帆有的学者认为，西方企业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企业文化是灵性主义的。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客观标准，推崇科学理性；所谓灵性主义，就是推崇信念和情感的力量，排斥理性逻辑。虽然把西方企业文...     

信仰与理性的“永恒盟约”——论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著名批评

本文依据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两人宗教思想的差异。首先分析了二人面对的相似处境：以理性为特征的近代文化和信仰的冲突。施莱尔马赫将教义学看作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系统描述作为基督教本质的“情感”。黑格尔批判这种情感宗教，认为情感是主观的、低级的，无法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保证信仰的普遍客观性。两人的这种差别鲜明地体现在三位一体学说上。他们的冲突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描述与规定的紧张关系。     

新素食主义渐成风尚

人们习惯于把素食主义者理解为因为宗教、民族的原因或者由于某种怪癖而不吃鸡鸭鱼肉等动物性食品的人。但我们所说的“新素食主义者”绝不信教，也非刻意扮酷，更不是吃腻了大鱼大肉。素食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他们选择了素食；素食有益于他们在拥挤、喧嚣的都市保留一份自然、淡泊的心性，所以他们选择了素食；素食有助于保护他们居住的环境和星球，所以他们选择了素食；素食给予了人类以外其他生命平等的权利，所以他们选择了素食……他们选择素食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他们对自己、他人及除人以外其他生命的更多爱和尊重。     

论科学合理性

论科学合理性●孔祥从科学哲学这门学科诞生之日起，科学合理性就一直是科学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主要关心科学知识的结构问题，他们对科学合理性的看法基本上等同于传统的对理性的认识，即把科学合理性看成是一种表现在论证知识结构中的纯粹的人类...     

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公德的困境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孩子真正地热爱父母，我们必须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成人；否则他无法真正排除心中对父母的怀疑和拒绝，还可能臣服于权力和金钱，成为真正的“逆子”。 ▲如果我们希望青少年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们必须让他们有能力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文化；否则他们无法克服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之进入虚无主义状态。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必须让青少年学会保持自己理性的文化身份，并带着他们进入其他文化的社会生活，在相互的了解和尊重过程中，认识国际社会规则的存在和必然。 从儿童本性到有成…     

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

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的实质性差异在于：崇尚个人自由与注重公共权威；崇尚形式正义与注重实质正义；崇尚权力多元化与注重权力一元化；崇尚法治与注重德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我们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认真分析，从其机会平等、过程公正、法治观念中借鉴有益的成份；还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进行合理选择，从其社会公平、结果正义、德治思想中汲取营养。     

满腹经纶两“毅夫”同台开讲话“文经”——全国台联2013年台胞青年千人复令营报告会侧记

他们的名字都是“毅夫”，一位严谨理性、一位风趣谦和；一位来自台湾宜兰，是蜚声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一位祖籍台湾台南，是学富五车的历史文化学者、现任全国台联会长。他们都来自台湾，发展在大陆，在各自的领域里同样成就斐然，都堪称是“台湾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