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应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需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是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良性关系。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成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威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

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从物质实践出发,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并用"物质交往关系"取代了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此外还将对人的本质关怀作为其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在于:形塑中国式社会本位观,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基础,实现经济和谐;梳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紧张关系,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实现政治和谐;关注中国和谐社会主体的发展,实现人际和谐。     

市民社会驱动：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法治的前提,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将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政治文明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本文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文明的论述精神,分析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意义,揭示了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的地位,论述了改革政治体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作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本质要求、战略目标、具体内容、关键环节等问题。     

政治文明与宪政文明关系论纲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中国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和宪政文明建设的有益的经验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整个文明中 ,制度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政治文明又居于重要的位置。民众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水平可说是精神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社会最为本质的精神状态和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总趋势。在公共精神空间建构时社会科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表率作用是 ,在解决前人所留下的历史难题 ,或解决现实生活所提出某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同时 ,为全社会提供研究问题的学术规范、价值准则、科学品质、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析论公民权和政治权项下的结社自由

人权法上的社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而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进行结社权研究的理论前提。结社权作为一项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对个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受到了国际法的全面保护。中国关于结社权的规定具有其特点,也存在局限。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应该重视公民的结社权。     

政治文明的宪政维度

政治文明是个历史的范畴 ,不能无指向、无语境地空谈。如果以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诞生为界限 ,那么 ,在此之前的“政治文明”即古典政治文明 ,与宪政似无太大联系 ;但宪法诞生后 ,政治文明就与宪政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关联。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 ,宪政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是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与标志 ;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 ,宪政比民主更契合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更适合充当近现代政治文明之“核心”这一角色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 ,宪政的“真”、“善”、“美”内质使其鹤立于一般的政治要素群 ,宪政乃近现代政治文明之灵魂。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     

论政治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法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式,实现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其中,政治意识的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先导,政治制度的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承载力量,政治行为的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