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录音证据在民事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被当事人所"青睐",而录音证据在审判实践中被告法官采纳的确少之又少。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于录音资料这一类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规定笼统模糊,造成不同法官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不同看法,对于录音证据如何审查和认证、非法录音资料如何排除等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分歧。本文拟通过相关案例,通过分析民事审判实践中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存在的分歧,详细探讨如何理解和正确判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     

证人证言效力之确定

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认定证人证言存在着一些问题,可通过系列证据规则来制约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评估,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正。     

法院调解中的审判权运行与管理——以民事审判为例

目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建立大调解机制,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定纷止争的功用。但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法院调解还存在权力性质的争议,并出现了一些强制调解、久调不判等损害当事人权益的现象,因此需要对调解工作中的审判权予以明确界定和具体规范。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与调查之法理及制度完善

在我国，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民事证据规则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则意义上的分析，即仅仅注意了规则逻辑上的自治性和经验上的合理性。因此，不仅缺乏对证据规则之法理的考量，而且缺乏把证据规则与诉讼结构相结合的思想。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制度亦如此。所以，完善其制度必须根据其法理来界定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的含义，并将其法理与诉讼结构相结合来构建正当性的证据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     

民事判决书中证据表述初探

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民事裁判文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判决书要做到无懈可击 ,就必须充分说理。说理的关键是证据。在民事判决书中只有充分反映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据的举证 ,质证和认证过程 ,才能防止暗箱操作 ,增强审判的透明度 ,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达到改革的目的。     

论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是民事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质是排除妨碍司法裁判人员做出公正裁判的证据材料。我国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在司法解释中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少。作为民事诉讼实践的采证准则之一 ,民事证据排除规则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原则性 ,又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指导性 ,建立和完善民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中图像电子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成为主流,因而应对这种与传统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新兴证据形态,必须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全新的探索。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为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DNA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兼评程序与规则的对立思考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是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强调事实认定在审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却也表现出对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DNA证据固然具有人身识别和真实对应等司法价值,但是我国的DNA证据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系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与侦查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强制采样根本无法可循,这使得侦查实践中的DNA证据运用出现混乱。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我国统一法律适用下的电子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是互联网普及与现代科技发展孕育而生的新型证据形式,近年来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与作用有目共睹,人类已经进入电子证据的时代.但由于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质以及立法的滞后性,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领域滋生了规则滥用与审判标准不一等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出台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规范性文件,打破了电子证据规则适用的乱象,因此在电子证据规则领域统一法律适用乃大势所趋.     

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职权主义

普通的民事诉讼已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立法者对公益诉讼结果的正确性应有更高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需评估未来的事实,现行法对救济方式缺乏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具有持续性且需执行机构深度介入,所以,公益诉讼更应采职权主义。现行法关于公益诉讼的部分规定虽呈现出较强的职权主义,但却违反了平等原则。平等的职权主义在释明、依职权调查证据、判决内容的确定等方面都应有所体现。     

《调解规定》的背景及其意义

近年来，理论上“只有‘调审分离’才能治愈我国民事诉讼痼疾”的观点几近共识、实践中庭审功能得到过分强调，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调解规定》重新强调法院调解，表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偏差。本文试图论证法院调解与判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相同本质，法院调解危机的实质是“调审合一”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本质的错误解说及其指导下的民事司法改革对西方诉讼理念及制度的部分引入所引起的混乱。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缺乏系统而又详细的认证规则,既影响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五章是审判系统内部建立有关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判工作的需要。但该章的规定仍有部分不妥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完善。     

阐明权的司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类似＂告知＂、＂说明＂的条文有多处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司法机关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法官行使阐明权的法律制度。文章对阐明权的行使范围、原则、方式、阶段和不当行使的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被告人翻供案件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庭审阶段被告人翻供现象十分普遍,被告人翻供后的程序规则和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是翻供案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定却很不完善。我国应当建立处理证据可采性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在现有的合法的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弹劾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合法的庭前供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的独立证据。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是否应当回归“马锡五”——兼评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和司法改革的要求,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再具有现实的适用可能,然而其内在价值却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这个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之争。当前司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司法职业化所造成,司法改革依然应当坚持职业化的方向。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规律性探析

在现实社会基础上,民事检察监督具有内在规律性,其功能呈现多元化。民事检察监督的践行体现了基层检察院在纠纷解决中的价值,对司法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     

增强司法机关权威性的对策思考

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需要增强司法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做到这一点,有三个方面的对策,一是观念上深入理解司法为民,切实从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出发;二是立法上为司法改革清除阻碍,由全国人大制定司法改革法;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厘清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职权关系,避免行政对司法的干预。     

试论强化审判权的监督机制

加强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 ,是消除司法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必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内部、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对审判权的监督 ,坚持公开审判程序 ,落实公开审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