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为实现稳定发展,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以民主化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政治改革;经济上,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加大社会投入,解决社会不公。研究拉美国家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治理的立足点。     

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政治改革或革命,从根本上说,皆因分配问题而起,并以创立新的政治体制而终。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不断坐大的特权利益和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必将迅速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爆炸性的政治动荡。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分配的公正,从而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民主化的坎坷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民主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历史证明,我们要重视乡村民主事业,并加强和改善对它的领导.民主化要同法律化、制度化相结合,民主化应同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     

走向平等互利: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澳关系

冷战的结束给国际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同时也给中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一度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对世界民主化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澳大利亚则采取了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对外政策,台湾当局不失时机,加强对澳经济和政治攻势,一时间,中澳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来的发展现实使有关世界民主化的幻想破灭,中国实     

中东欧转轨三问——30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中东欧社会转轨30年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全面转轨的30年,各国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对外关系的西方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但是,转轨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不仅反映在各国均呈现的政治极化、经济独立性受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疑欧主义兴起、民族主义泛滥,还表现为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考察中东欧转轨30年的成效,可以得出的启示有:社会转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法律、制度框架的变革可以短期内实现,制度的巩固却需要长期的历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政治民主并不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繁荣;转轨的前提与转轨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切关联,政府稳定性越强,转轨之路越平坦,成效也越好,而政治分裂和政权动荡则会使社会发展遭受曲折乃至发生严重衰退。     

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是国家重组的过程。原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全面崩溃,自由主义所释放的能量在原苏联的地缘空间中骤然增长,继续破坏着原有社会控制体系的断壁残垣。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要求建立市民社会控制体系的呼声日高。但是,俄罗斯集权主义历史使内部市民社会长期遭受压制,从而导致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功能的异化。历史文化的惯性和现实对稳定、法律、有效政府的渴望使俄罗斯最终重新选择了强政治控制,它不仅影响了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其经济转型的绩效。     

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兴盛起来 ,市民社会运动也更多地出现并成为建立和重新整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然而 ,在东亚地区 ,由于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 ,因此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社会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不是市民社会导致了民主化 ,而很大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民主化或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且 ,东亚市民社会与其政府的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然有助于东亚国家社会的安定和逐步实现或完善其民主制度。     

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

俄罗斯民主化的曲折过程有其内在规律,其过渡状态的复杂蕴含深刻的原因.威权政治的回潮是暂时的、有限的,俄国已达到了西方民主的底线"选举民主"的水平.民主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培育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威权政治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振兴.     

被“做局”的中国信仰

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     

政经体制与官场廉贪之关系的研究

国家政体与官员贪廉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历经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以前的政治上的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时期、政治上的中共一党揽政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上逐步恢复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与这三个发展时期相对应,官场风气也经历了从腐败现象频发、廉洁奉公到腐败现象爆发并大面积蔓延的跌宕起伏这样三个阶段,中国官场最清廉的时期恰恰是党内和社会政治民主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在印度及其他某些实行多党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地区,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并没有遏制住官场腐败.民主政体下的官员未必清廉,非民主政体下的官员未必一定腐败.官员腐败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原因.某些国家的民主政体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乏积极的、强有力的、具有健康价值观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