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浮沉录

提到红卫兵"五大领袖",首先提到的应该是聂元梓.这不仅因为她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而且因为她曾是策划贴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打响"文革"第一炮的带头人.……     

“红卫兵”社会化道路探析

“红卫兵”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指“文革”初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初高中生。“红卫兵运动”的实际概念是短暂,基本上从1960年“文革”始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止。“红卫兵”已成为历史。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青年,他们社会化的道路是独特的,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笔者试图从中窥视这些青年成长的规律。 一、角色的剧变——人格的早熟与社会化的纷扰 红卫兵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主席的宠儿,从实际上看,是“文革”的急先锋     

砸孔庙的谭厚兰及其结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有两位女性,一是写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另一个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女"司令"谭厚兰.谭厚兰在"文革"初期颇为春风得意,没料到,她得意的时间不长,就栽了跟头,先后被下放锻炼、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她受到追究.……     

“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续)——关于红卫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

从红卫兵到一代思考者 T:许多当年曾肓目而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坎坷后,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改革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现象。我们需要研究,从单纯而盲目的红卫兵到成熟而理智的思考者,他们的思想经历了哪些变化?从红卫兵的狂热到投身改革的热忱,这之间又有什么逻辑联系和区别?这些人的思想变化是否代表和揭示了这一代人思想和性格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G:我认为有这样三个事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们这代人自文革以来的思想轨迹:“八·一八”、天安门事件和改革。“八一八”是我们这代人置信不疑地卷入文化革命的象征;天安门事件是我们这代人殊途同归普遍觉醒的标志;而改革则是我们在共同的经历和思索中的必然选择。在这二十年中,我们这些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忆“文革”后期北京的青年诗群

引子“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荒诞闹剧将中华硕大的文化古国横扫成一片废墟。“文革”中四年的红卫兵运动、派战武斗、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古都北京之后,到1970年京城已是一片狼藉。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北京的知识青年中有两本书悄悄流传,一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另一本是《带星星的火车票》。一批黄皮书也随即传开,如《娘子谷及其它》、     

慎用“文革遗风”

某厂一位年轻技术员,因呈报上去的计划久久得不到回音,技术改造任务又急待完成,一气之下,跑到厂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这本是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所致,但几位领导反给他扣上“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等大帽子。一翻老底,这位技术员“文革”中还果真当过几天红卫兵,这下更不得了了,厂领导勒令他停职检查,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文革遗风”目前确实还有,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斥之为“文革遗风”。扫清“文革遗风”,必须搞清什么是“文革遗风”,什么是人民内部间的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不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出现“左”的做法。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把“文革遗风”当作一个标签,到处贴用,似乎非如此,就显不出警惕程度之高。这种做法虽然省心省力,但长     

冯友兰诗赞江青为“则天皇帝”

寒风中披麻袋接受批判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陈少敏的“唯一一票”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不仅因为她的传奇经历，也不仅因为她是主持过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一名为维护工人阶级权益呕心沥血的工会领袖，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中共中央委员，在“文革”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陈少敏，这位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一生历经磨难，它有斗争经验的坚强女性，当然知道投下这“唯一一票”…     

陈丕显、曹荻秋等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上海红卫兵大串联研究之五

文革初期,中共上海市委与红卫兵大串联之间的抵牾不可调和。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在阻止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和遣散外地红卫兵在上海大串联方面,采取了种种举措,但因为处于决策层的强势和群众层的众势的合围夹击中。作为地方执行层的抵制,仍终究不能扭转局面。     

“一部有神秘预见性的书”

1962年，夏之炎的父亲突然逝世于新加坡，于是他携妻带子出国，继承遗产。因当时入境困难，夏一家人只能滞留香港。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环境不宁，夏遂举家赴日本。1976年，中国大地灾难频频。周恩来逝世，顿使他们生出巨大悲痛。周总理对他有切身恩情，困难时期是总理的关注，使他们这批华侨子弟能够出国。他这时感到中国的事情必须重新思考了。当时许多日本年轻人认为日本应该像中国那样搞“文革”，一些政客出于各自的目的，也在（朝日新闻》等报刊上鼓吹学习中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夏之炎决心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也有不同声…     

我所经历的"文革"

破除"四旧"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文革"风暴在全国掀起,"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形成运动,席卷千家万户.什么是"四旧?"没有明确的解释,破什么,怎么破?没有政策界限.红卫兵走上街头,随心所欲,把自己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作为"破"的对象,自由行动,谁也管不了谁.乱砸、乱抄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历史文物,一些庙宇、祠堂破坏了,匾额砸碎了,群众门楼上的浮雕铲掉了……据有关资料披露,北京红卫兵在20天内抄了10多万人的家,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被收缴,城内4000多处文物被毁.就连故宫也被改成"血泪宫".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好得很>和<不准抹杀红卫兵功勋>两篇社论,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为“按劳分配”正名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命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明确和实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和经济学界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名，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我所接触的聂元梓

文革期间,在北京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中,五大"领袖"是最红的,他们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把他们的组织封为"造反派".这五个人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是朱成昭后是王大宾.这些"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依靠对象,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信息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频接见他们,"五大领袖"的身价便日益提高.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同他们都有接触,但联系最多的是北大的聂元梓.聂元梓是五大"造反派"头头中唯一的干部,其他人则都是在校学生.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对聂元梓倍加关心和重用,而我则充当了"联络员".     

毛泽东像章趣话

毛泽东像章是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文革"中,究竟生产了多少枚,谁也说不清,只知1966年,天津一家军需工厂生产毛泽东像章超过10万枚.当时,不仅全国人民部佩戴、争收毛泽东像章,像章还流向世界.1967年,北京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组成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一下子就带去了两万枚. 今天,毛泽东像章已成为一种极有收藏价值的文物了.《文物保护法》就将"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列为"现代文物".现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人收藏毛泽东像章.四川的收藏家王安廷的藏品已超过7000种,总量达30000万枚,为世界     

邓小平的坚持

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这无疑将作为共和国的“中兴”史载入史册。相信以后许多史家会来研究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其中原因诸多，“文革”教训，时势使然；人民意志，时代潮流；时势造英雄，小平来掌舵，等等。这所有一切，当然都是多难之后必邦的因素。但像一切领袖的成功一样，邓小平性格、意志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他坚定果断，敢于坚持已见。     

患难见真情——“文革”中周总理保护蒋光鼐

1966年“文革”开始时,蒋光鼐就患了癌症。这时他身受绝症的煎熬,又遇浩劫冲击,处境是很艰难的。这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蒋光鼐被邀请参加。那时候,人们习惯于注意报上登载参加重要活动人的名字,以便观察当时的政治气候。但蒋光鼐因身体不好,精神很差,又素来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故放弃了这次机会,没有登上天安门“亮相”。     

我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接到外交部和公安部的联合通知 1966年“文革”前，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主任是张奚若。“文革”开始后，这个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撤销，人员重新分配。本来已经通知我们夫妇到瑞典使馆工作了，我们也做好了赴任准备，结果我却被临时安排到“文委”的下属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该院后不久，全校教职员工都被安排到河南信阳地区的明港镇“五七干校”，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亲蒋光鼐的晚年岁月

蒋光鼐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率领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二是在“闽变”中建立了反蒋政权。“闽变”失败后，他败走香港，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其实他并未走远，从抗战中担任战区大员，到建立民主促进会，再到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他是周恩来特批必须保护的13位民主人士之一，又是第一个在“文革”中去世的民主党派部级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