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代理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公诉案件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有详尽的规定，这有利厂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民主化，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但对公诉案件被告人之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一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代理律师之诉讼权利的规定既不明确变不具体，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代理律帅到底可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内容规定含糊，甚至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非诉讼当事人的理内排斥其上诉权。这种现象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公民对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现将就日前…     

对未危害社会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可行性探讨

从一则案例出发,对于未危害他人或社会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其临床症状严重,可能会严重危及其自身健康或生命,应当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应由其监护人或近亲属决定,而不能由精神卫生机构及精神科执业医师来决定。应对强制医疗措施采取较为严格的程序限制,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人权及合法权益。     

患者隐私权定位与保护论

患者隐私权不是独立权利类型,其与隐私权系属种关系。医疗活动中存在的患者隐私易被侵犯性和认定保护的复杂性决定了医患关系中对患者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故立法单立条款予以重申具有合理性。在认定和保护患者隐私时,法院应关注各种权利边界,尤其在针对个案运用法益衡量法时,须充分考量各种因素慎重处理患者隐私与医方等知情关系,合理适度地平衡各方利益。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法律问题研究(上)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是涉及到人权、社会安全等诸多方面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应被医疗而未被医疗,不应医疗却被医疗"的混乱局面,不仅侵犯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对健康公民的权利也形成了严重威胁。历经27年后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亮点颇多,但这部千呼万唤的法律也存在着一些立法缺陷,例如非自愿医疗的程序规范力度不够、精神障碍患者与监护人利益冲突悬而未决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为妥善解决我国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谈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一、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妇女的合法权益,是指妇女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妇女和男性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利,如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离婚后分割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女方的利益予以照顾等.对男女都享有的权利,在适用法律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妇女的利益。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某些问题,也应按照保护妇女利益的原则予以妥善处理.我国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婚姻法》、《继承法》、《企业法》等各项法律中,也都制定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还相继公布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规定,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医疗维权的实践困惑与理性思考

在尊重、保护患者权利的同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理性地充分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其在医疗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医疗维权的实施却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     

死者生前人格利益民法保护新探

权利能力的消灭并不当然导致权利的消灭,死者丧失权利能力,但死者生前取得的不随生命消失的权利,作为人类既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客观存在,财产权利发生继承,人格权利牵涉人类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法律应予以保护。当侵害行为仅仅侵害死者生前人格利益,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进行独立的和直接的保护;当侵害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行为同时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或一般人格尊严,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实现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间接保护。     

从权利意识看《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困境

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合同法》在具体实施中却遇到了一些困境,其原因之一是我国劳动者的权利意识淡漠。权利意识是人们对利益和自由的认识、主张及要求,它会支撑和指引人们去实现对权利的不懈追求。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当下中国劳动者的权利意识比较淡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劳动合同法》顺利实施,促进社会和谐。     

病人家属参与医疗决定之法律研究

在我国目前的收入结构与医疗体制之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面对大的病患风险,家属往往是其医疗成本以及医疗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当医疗决定牵涉到家庭成员的重大利益时,患者自主权应该受到家属决定权的制约。病人并非如病患自主理论所预设的前提一样是一个自由且理性的选择者,而是一个组织社群所有关系的总和,因此个人自决并不应该豁免其社群义务,尤其是对于家庭之义务。即使是成年具有意思能力病人其家属亦应具有相应的权利。     

论死亡赔偿所得的分配——兼谈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完善

死亡赔偿所得应当在明确各赔偿项目性质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在死者的近亲属之间予以分配.其中死亡赔偿金应当界定为对死者近亲属未来供养利益和身份利益丧失的赔偿,二者应分别根据受供养人的具体财产损失和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予以分配.对可以纳入死者遗产的赔偿金的分配则应当注意与《婚姻法》的衔接.至于基于赔偿协议的一揽子死亡赔偿款,原则上应当推定其包含了所有的法定赔偿项目并予以合理分配.而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制度在赔偿请求权主体、死亡赔偿金的计算等方面也应予以相应的完善.     

论患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我国现有关于患者知情权保障的法律制度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促进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应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注重科技发展对立法的影响,逐步完善患者知情权相关法律制度。     

论患者隐私权的特殊性及限制

患者的隐私权作为一项权利,既有权利的一般特点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全面了解患者的隐私权的性质,既有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把握医疗行为的尺度,也有利于患者合理、适度、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患者不予签字同意的问题研究

知情同意是患者最基本的权利。知情同意一般分为四个环节:告知、知情、同意、签字。其中,"签字"是知情同意的最终行为方式。由于其在具体实践中常受到告知方式、理解能力、意识状态、法理缺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突显出它的复杂性。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将知情同意引入,并逐渐由医师执业道德范畴过渡到了法律规范的范畴。知情同意在我国发展的几十年中,最为典型的形式就是术前签字制度。文章将集中对患者不予签字同意进行分析和阐述,并从一般状态、患者或近亲属无明确意思表示以及紧急情况三个方面提出笔者的几点设想。     

患者权利立法研究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疗纠纷却呈上升趋势,目前医患纠纷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侵犯患者权利引起的。而我国尚没有对"患者权利"进行专门的立法。因此,本文介绍了我国患者权利立法的现状,阐述了对患者权利加以立法的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平衡之功 医疗之效——医疗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功能之实证分析

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日益关注,精神损害赔偿在医疗纠纷中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并且,由于医疗行为本身的特殊性使医疗纠纷成为一种特殊的民事纠纷,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具有特殊性。本丈试图通过对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调研时获取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以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三者的关系为视角,探讨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解决医疗纠纷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如何能既考虑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又维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既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顺利发展,又使患方的精神损害得以“医疗”。     

论患者权利类型

患者权利类型的确定是构建患者权利保护体系的理论基础，应分为两大类：患者作为“人”在医疗领域所享有的个体权利和作为“公共卫生体系使用人”的集体权利。前者是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基本人权的实现，包括人格尊严权、不受歧视的权利、私生活和秘密被尊重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获得有质量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等。后者则包括患者群体通过自己的社团——患者组织——在卫生法规决策过程中的介入权、在卫生机构中的代表权、在卫生监督部门中的参与权等等，与国家公权力机关共同实现卫生领域的民主，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及促进医疗水平提高。在现有立法、司法及理论对患者个人权利已逐步承认并加强保障的情况下，认识患者集体权利的实现具有更强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论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权利保护

就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而言,侦查人员为了查找犯罪线索、搜集犯罪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合法权利的现象在刑事侦查中较为普遍,逐渐引起了法学界和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本文从当前司法实践入手,就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合法权益受侵害的表现、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近亲属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讨论,认为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权力的设定和保护,是当前我国推进法治化进程、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明确侦查权的范围与程序,确立犯罪嫌疑人近亲属一定范围的拒绝作证权,充分考虑法律的可执行性,尽可能体现道德和法律的统一。     

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再解释——论《侵权责任法》第55条

患者知情同意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侵权责任法》第55条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其中“同意”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得到详细解释.在医患纠纷解决的规则适用中,患者的“同意”往往被视为消极权利而引起患者权利保障的落空.从权利理论变迁以及现代权利二重属性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患者“同意”不仅意味着不受干预的消极权利,还包含请求利益保障的积极权利.从定义、行使、归责三方面可以初步厘清患者“同意”的消极权利性质和积极权利性质,进而在未来的基本医疗立法中对患者“同意”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包括申明国家的给付义务,确定责任划分标准,并将相应责任承担方式体现于知情同意书等制度细节中.     

论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保障

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或作伪证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现行法律中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在两大法系国家,证人普遍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安全保障请求权,因此,我国也应完善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和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