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媒介素养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以广西贺州市八所中学学生为例调查了中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通过调查发现,虽然中学生接触媒介的目的性比较明确,且具有一定的分析批判媒介及其信息的能力和认知媒介道德规范的能力,但这些能力仍处于自发状态,是低层次的媒介素养。据此提出了应对的策略。     

应急管理视域下抗逆力构成及其关系结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脆弱性和抗逆力的概念在很多学科中都有所论述。由于“抗逆力”相对“脆弱性”更强调风险管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它逐渐得到应急管理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成为新兴研究热点。但因其概念众多、层次繁杂,实证研究进展较为缓慢。本研究综合现有抗逆力理论,构建“属性-结构-过程-能力”多维度概念集合,通过解释结构模型进行层次划分,厘清影响关系,得出应急管理视域下抗逆力概念结构:“核心能力层-能力形成层-内核层”,为抗逆力实证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     

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意识

本文认为朝圣者的朝圣意识主要由自我意识和圣地意识两个方面构成。在自我意识的结构中“我”处于最低层次,是意识的基础;“无我”处于最高层次,是朝圣者追求的彼岸目标,而朝圣就是从“我”的状态向“无我”的状态过渡的过程。而圣地意识笔者认为在四个层次,即“私我圣地→社群圣地→边缘圣地→超我圣地”。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抗逆力

抗逆力是个体以积极心态克服困难、适应逆境的内在品质,也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所表现出的良好适应能力。留守儿童抗逆力培养不仅关系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个性成长,也影响着基础教育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因此,应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出发探究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子的培养方法。     

社区服刑人员抗逆力的结构、机制与培育

在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下培育社区服刑人员的抗逆力,不仅有利于增强其社会适应力,提升社区矫正效果,更有利于消除社会歧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社区服刑人员的抗逆力作为其成功应对社会融入困境的一种能力、过程及其结果,在本质上是来自于内外各类保护性因素尤其是个体特质、家庭支持以及社会资源等三方面的合力,并通过个体与环境良性互动的综合机制而发挥作用,形成了由压力情境、自我信念系统、行动选择、社会影响构成的抗逆力综合模型。因此,理念上,应从优势视角出发培育和提升社区服刑人员的抗逆力;方法上,综合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挖掘和激发他们的内外各类保护性因素;策略上,基于社区服刑人员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特点,形成多样化的抗逆力培育路径,以促进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推动社区矫正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联结脆弱性、抗逆力的分析视角是研究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所需的分析工具创新。脆弱性和抗逆力是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牧民生计的两个因素。脆弱性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特质,形塑着农牧民的生计脆弱。脆弱性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脆弱性,未能关注抗逆力,更未联结脆弱性和抗逆力。抗逆力包含个体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和政府抗逆力,政府抗逆力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农牧民生计,提高农牧民的可行能力。"脆弱性-抗逆力"分析图示的建构,整合了脆弱性分析框架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揭示公共产品供给对生计改善的作用。     

关注抗逆力:消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启示

抗逆力能影响学员对危机事件的认知评价,能使学员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情绪,能有助于学员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从优势视角挖掘消防院校学院抗逆力;建立学校、家庭和中队的互动模式,提升消防院校学员抗逆力水平;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激发消防院校学员的抗逆力潜质。     

抗逆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两面性特点——以北京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服刑者的情况为例

当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抗逆力的性质和作用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本文试图结合北京市未成年人社区服刑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关于抗逆力问题的另一种研究视角:抗逆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具有双重性质及社会作用。家长、教师及有关研究者、工作者应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以便对青少年抗逆力的发挥给予更加积极有效的引导。     

社区治安抗逆力评价量表研究

基于抗逆力概念的启发性特征,社区抗逆力研究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领域扩展到社会风险管理领域.根据本土具体情况,社区治安抗逆力影响因素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治安环境、社区制度、人口特征等.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构建社区治安抗逆力评价量表,通过实证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总体克朗巴赫a系数在0.779至0.883之间,各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均高于0.6,表明该评价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进一步大规模评价和培育社区治安抗逆力提供了参考依据.     

抗逆力——公务员能力建设的关键

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使得国家公务员的心理挫折问题日趋突出,给公务员的能力建设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抗逆力对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意义及提高公务员和抗逆力的途径。     

基层女村官抗逆过程机制研究

文章在对37位女村官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以抗逆力运作过程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女村官面临的风险压力、保护资源及自身抗逆特质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抗逆过程机制。结果发现,女村官在外部压力与内在特质的交互过程中,基于社会性别的双重压力促成了其抗逆力的良性启动,良好的家庭功能和异质性社会关系为其面临风险压力提供了有效缓冲,其自身的韧性特质为成功抗逆提供免疫功能,抗逆重组结果则会持续强化抗逆过程的发展,重塑个体抗逆特质。     

探视情感社会化与情感社会问题

情感社会化是人们对社会情感生活的适应和制造.情感性质的两重性、情感发展的层次性、情感表现的角色性以及情感交流的整饰性等特征,是情感社会化的依据.情感社会化失调导致情感失范乃至情感犯罪等社会问题,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提高个人情商力和社会情商力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消除社会中情感能力分配不均的现象,现时避免情感过分社会化.     

从抗逆力视角对"问题青少年"实施干预

对"问题青少年"实施干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问题,当代抗逆力研究采用新范式定义和解读问题,把问题看作是抗逆力的一种形式,是生命功能的一种体现.以此为基础,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三个环节实施干预,解构问题,建构意义和重构生活.     

可行能力视域下青少年抗逆力提升路径研究

抗逆力的提升既需要青少年个体的自我保护,更应从青少年发展环境的维度,从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可行能力的角度,构建当代社会、文化境遇下青少年工具性保护,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和防护性保护等层面提升其应对社会变迁和文化多元的可行能力,实现实质的抗逆力发展。文章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域下,提出一种新的青少年抗逆力实践发展观:以当代青少年需求为本,整合青少年发展系统的各个行动力量,提升青少年经济参与、防护性保护、参与机会和政治自由的多元工具性自由,以可行能力提升建构青少年实质抗逆力提升的实践框架。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抗逆力养成的社会工作介入

在社会工作视阈下运用抗逆力检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发现该群体的抗逆力呈现出生成中的多元化差异、养成中的向光性扭曲和实践中的理想状况剥离的特质,依据解构困境、建构意义、重构生活、整合资源的逻辑,进行的社会工作专业干预,能有效地促进服务对象的自我钢化和个体发展.     

中学法制教育的人文引领

中学法制教育的人文引领就是用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引导、指引中学法制教育。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体现在确立中学生的法制教育主体地位上,人文方法体现在法制教育策略的选择上,要以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为指导。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学生,最后的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学生,中学生的幸福、快乐、健康、需要,中学生的特征、灵性、思想、行为、境界是中学法制教育不能不关注的。法制教育人文引领的精髓是中学生的生命灵性。学生的灵性是指生命的本真、潜力。中学生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趋向,只要向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自我实现的趋向就…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子的对比研究——以安徽芜湖、江苏泰兴的研究为例

本研究选取了安徽芜湖、江苏省泰兴两个调查点,通过问卷及半结构式访谈搜集资料,进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子的对比研究。研究表明,非留守儿童抗逆力外在保护因子的发展优于留守儿童,但两者内在保护因子的发展并无显著差异。基于此,笔者反思了目前国内留守儿童研究领域普遍采用的问题视角。     

从抗逆力到抵抗:重建西方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优势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作转向关注与优势视角、抗逆力相关的概念,再加上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使得国际社会工作形成了一个新主流模式.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常采用的重要策略——抵抗和反叛,却常常被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者们所忽略.如果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概念和舍恩的反思实践策略结合起来,或许能提供一种更具反思批判精神,且能够促进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结构改变的社会工作策略.     

青少年抗逆力社会工作服务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我国内地青少年抗逆力社会工作服务已经逐渐发展出四个基本特点: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服务理念视角的转变;"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服务体系的构建;抗逆力社会工作服务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系统化服务模式的形成。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优势视角理念应用缺失限定性、青少年的自主性被忽视、本土化过程带来的挑战以及服务模式推广性不强等问题。建议社会工作者加强理论研究,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对自主性进行指标化,融入到具体服务中;进行本土化探索和建构本土话语体系;建立"政府+社工"体系化的抗逆力培育模式。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对湖南省长沙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在社会职业地位等级上处于较低层次。人力资本偏低和社会制度缺陷,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