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风险规制是公众和专家运用各自所掌握的关于风险的事实和价值知识进行交涉、反思和选择的过程。公众的风险知识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专家的风险知识通过技术理性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在风险规制的价值目标确定方面,公众的风险知识具有优越性;而在风险规制的手段确定方面,专家的风险知识具有比较优势。就我国风险规制现状而言,由于公众的风险知识存在参与不足与过度参与的弊端,而专家的风险知识则存在理性不足与独立性不强的缺陷,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实现这两种风险知识的融合与统一,重塑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改进参与程序与改革风险规制机构来达致。     

专家“乱说话”理应担责

专家，因其在特殊领域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而享有权威和话语权，并为公众所信赖。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专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从幕后走向台前，发表公开意见和建议。但是专家们也要谨记“预测有风险，开口须谨慎”，因为他们的出言不慎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风险决定的理性探求——PX事件的启示

在风险决定过程中,将专家能提供的科学理性与外行民众所拥有的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已经成为行政法的规范要求。但是,依据现有的风险规制理论,此二者存在内在紧张关系。而我国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系列PX事件也显示,兼顾二者存在着现实的困难。可能的解决之道在于,突破对于决策理性的传统理解,引入情境理性概念,从制度上保障风险决定做出者认真对待当事人与社会场景紧密相关的认知和感受,使各种具有情境合理性的观点和主张均有机会得到表达并获得适当考虑,从而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结合。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改革重点与法制建议

食品风险评估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食品及其相关产品造成人体健康危害的可能性予以评价,得出其安全与否的判断。作为一项科学理性的制度,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实施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科学依据,可以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增强公众对于国家食品质量的自信心。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应当把握组织机构、程序规范、科学顾问、公众参与等改革重点,推进风险评估的法制化建设;加强风险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保障,明确风险评估机构内外职责;健全风险评估的启动程序,不断细化风险评估的操作程序;完善风险评估的科学顾问制度,完善任免规则、改进行为规范、建立同行专家外部评审、加强责任追究;通过规范评估信息发布、强化风险交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风险评估工作。     

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应急行政决策是应急状态而非紧急状态下的决策,与常规行政决策并非截然对立.公众参与并不必然导致决策低效,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决策民主化,更在于提升决策科学性,推动决策顺利执行以及有效监督决策权.有效的参与方式应利于实现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目的 ,并实现公众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平衡.可以区分专家、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确定不同的参与环节、参与权限和参与方式.应提升专家和专业机构参与决策的主动性和权限,社会组织作为执行者参与决策,普通公民则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参与决策.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公众参与的法律定位——以城市环境制度事例为考察的对象

中国快速城市化导致了在既有城市规划中因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而引发的大量冲突事件。本文以典型事件厦门PX事件为标志,整理了该事件前后有关城市环境法律制度中有关公众参与规定的状况和包括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在内的相关案件,并通过以公众参与对行政活动的行为约束程度为横轴和以结果约束程度为纵轴的分析框架,尝试对十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状况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努力为公众参与融入法学研究寻找可能的路径。     

海洋污染事件中肇事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与责任——对蓬莱19-3油田漏油案的法规范分析

肇始于2011年6月4日的蓬莱19-3油田漏油污染事件,从起因到结果皆从反面佐证了污染事件中相关主体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本次漏油事件经济损失巨大,海洋生态环境损坏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漏油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主体未能及时地、全面地、真实地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义务,贻误最佳事件处理时机。同时,立法中缺失强有力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现行体制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法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界限不清也客观地掣肘了对本次事故的有效处理。破解之法既依赖于立法对于责任机制的明晰和强化,保障公众有序参与,更依赖于相关责任主体守法意识的增强。     

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

本文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了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恐慌性认知;运用决策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公众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机制和机理的角度剖析了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能够阻碍公众,甚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做出理性判断。以此为前提,阐述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当行政机关对公众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回应成为其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时,其所制定的为防止极端事件不再发生的行政措施会出现非理性的情况,为确保行政措施合法性,就需要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变革:包括建立一种长效的风险治理与评估机制,以便对公众的要求加以反思、评估和过滤;通过规则来限制行政措施的过度性;通过"日落条款"来规定行政措施的适用期限;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     

论技术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权

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体现,是弥补当前专家技术评价体制不足的需要。我国目前尚没有公众参与技术评价的专门法规,没有把公众参与作为技术评价的必经程序。保障公众参与技术评价,必须从立法层面明确公众参与技术评价的权利、地位,把技术评价的公众参与作为技术决策的一部分,使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有法可依、唷章可循。     

论餐饮环节消费信息不对称的危害及其法律克服

"地沟油"事件的爆发再次暴露出了消费者在餐饮环节食品安全权益的保障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视角来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与研究,指出其根源在于餐饮环节中消费信息的不对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从法律角度来克服和干预这种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可能性路径。     

科技论争与公众参与:环境风险研究中的公民身份议题

现代环境风险大多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其实质是知识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科技风险作用于环境领域的结果。现实中风险治理知识的生产被专家与技术官僚所垄断,普通公众被视为非理性或无知,从而导致风险治理僵局。在对环境风险生成与治理困境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研究者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了环境风险"公民身份"的研究。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发现,不同理论对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的公民身份观。消极公民身份强调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公众主要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与"选择者"。积极公民身份则强调公众常识的认识论价值,公众成为风险知识的"合作生产者"与科技决策的"议程设定者"。对公众常识的承认体现了认知正义的价值诉求,它的实现需要对"专家治国"的环境风险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专家与公众的关系需要由科层式的、自上而下的关系模式改变为互动式的、合作生产的关系模式。     

环境影响评价的正当性解析——以公众参与机制为例

环境影响评价必须有公众参与才能为其提供正当性,但现有的制度安排未能解决公众参与的实质正当性问题,公众参与环节往往流于形式。通过研究公众的范围选择、公众参与的方式以及听证主持人和专家的独立性等问题,提出当前需要改进的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决策与公众参与

专家决策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依照DsU的有关规定,专家组成员可以请求其他专家帮助他们评估某一WTO成员方的政策,以界定该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其所承担的自由贸易义务.然而,不论是专家的选任还是专家意见的征求,都有需要改进之处.WTO争端解决的法律化及民主化是公众参与的先决条件.实质上,公众参与的法律基础是透明度.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手段,可以大大加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     

公众参与的方式及其效力光谱——以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为例

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民用核能风险及其国际法规制的学理分析-以整体风险学派理论为进路

核能及其利用存在风险，需要进行风险管理。量化风险学派认为，风险就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风险管理应坚持“技术专家统治主义”的模式。在整体风险学派看来，风险是一个整体，只要存在风险，不论其概率大小，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护公众利益”是核心范畴，民用核能风险及其管理应始终着眼于三个“承受度”，即技术承受度、经济承受度和公众心理承受度。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民用核能风险管理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订公约、确立标准、实施核查、接受咨询、提供援助、发布信息等多种方式，在缔约国和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风险的有效管控，其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是同质于整体风险学派的。     

资本视角下公众环保参与的培育

政府在环保利益维护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资本"提供者的角色,为公众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而环保NGO则补充了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不足,成为培育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渠道。本文从对个案本土NGO的调查研究发现,环保NGO目前陷入了身份受限、政府态度模糊、与民众的共同行动难以达成的组织困境。文章试从资本的视角来发现培育公众环保参与的可能性。     

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建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基本的价值目标,在于促进国家环境管理民主化、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现、提高公众环境意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尚存在很多不足,为此,需要在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从建立公众环境知情权保障机制、全方位拓展公众参与的路径、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机制等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