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30多年前，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们，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毛泽东写过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吧？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李庆霖。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产物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农民观指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西方学者中流行着一种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将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民观与毛泽东的农民观等同起来,知青运动似乎也就成为毛泽东民粹派思想“潜流”的产物。其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压力,将青年就业出路导向农村。不过,这只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实验。 民粹主义是一种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认为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知青运动前后共有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     

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的理解与“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场十分奇特而又十分普遍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除了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延续和其他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以外,还包括由此导致的他长期以来对儒、法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和秦始皇历史地位的片面理解,这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文革"时期其他历次群众运动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对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理解的变化与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我之见

<正>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古人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对我们党"昨天"和"前天"的生存和发展     

浅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的矛盾心态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是国内外诸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史学界多有研究,成果卓然。但是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心态及其长远影响却缺少系统的探索。文章认为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空想与落后的现实的矛盾,坚持科学与破除迷信打破权威的矛盾,坚持民主与推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矛盾,纠正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与充分肯定三面红旗正确性的矛盾交织,困扰着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些矛盾的看法及其变化又直接影响"大跃进"运动的进程。对这些矛盾的错误选择和发展,使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长期难以纠正,并进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十年动乱的突击队——红卫兵运动始末

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发动起来的，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而推上极端的青少年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裹挟了全国城乡各种各类学校的青年学生，形成了迅猛异常的造反狂飙，成为十年动乱的突击队。红卫兵的产生，是“左”倾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从５０年代后期恶性发展起来的，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倾理论、“左”倾思潮和“左”倾实践，在反修防修运动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完全左右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升级带来的思想惶惑“四清”运动造成的社会紧张，中苏关系恶化引起的义愤，意识…     

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观点分析

准确把握毛泽东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本意,特别是不能仅从字面上望文生义,而应该联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立论来考察。要从思想方法上正确认识矫枉过正及其危害性。在毛泽东关于"过犹不及"和"中庸"的观点中,就包含着对矫枉过正的否定。中国古今发展史上时有发生矫枉过正的失误,都曾留给人们沉痛的教训。矫枉不能过正,矫枉也无须过正,因为"过正"从实质上说并没有真正实现"矫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谨防"矫枉过正"。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三化”中的主体性及其实现

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的每一"化"都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双向运动中获得双重规定性,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从而构成有机整体。而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实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三化"中的主体性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前提,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条件。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三个世界”划分中的运用

统一战线作为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历来为毛泽东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的思想,结合我国当时的外交需要,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指导世界人民反对霸权斗争和调整我国外交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有关研究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的既是要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树立一个好的样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并通过支持召开一系列农业会议和批发中央文件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这场运动的终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共谋的困局:一九五○年代初《湖北日报》社的“打虎”运动

1949年7月《湖北日报》创办伊始,便面临资金和纸张短缺的困境,之后《湖北日报》社创立对外印刷厂解决了上述困难。但"三反"运动来临,该报社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打虎"指标,发动群众相互检举和揭发,结果"遍地为虎",日常工作亦难以进行。此时上级权力机关为维持机关有效的运转,力图通过复查安抚人心,要求《湖北日报》社根据材料重新复查;同时也为维护运动合法性,要求维持贪污分子的比例。而新领导者在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促使报社有效运转,在复查中大量解放和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也为维护既得利益,将干部树为运动开展合理性的证明。如此,运动在上级权力机关与新领导者的共谋中结束。     

影响知青命运的三封信

1968年，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奔赴农村和边疆。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最后的偃旗息鼓，延续了整整10年。而张铁生、李庆霖、肖芸等的三封信却真实地影响了千百万中国知青的历史命运。     

试析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

毛泽东在晚年有一个一直萦绕在心怀,令他念念不忘,且必须根除的"大敌",那就是"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最高指示"的普及性宣传,"修正主义"一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毛泽东本人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也在于"反修"防修".可以说,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凝结了毛泽东晚年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思考,也是理解建国后曲折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成因加以探析,旨在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