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自我约束与外部制约

发生在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刑讯逼供案提出了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突出反映在非法取证行为和与此相联系的强制措施的滥用两个方面。检察机关虽然建立了自我约束机制，但这不足以有效防止侦查权的违法行使；检察机关侦查权也受到外部的监督制约，但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因种种原因功能弱化。完善和强化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自我约束和外部制约机制，基本路径是优化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权力配置，确立并严格实施以检察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为特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法治视角下侦查监督制度的加强与完善

我国现阶段的侦查监督制度主要是通过检察机关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立案监督权、侦查活动监督权构筑起来的,《刑事诉讼法》第68条、第76条、第87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审查批准逮捕权,侦查活动监督权,立案监督权,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传统的影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只能通过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来行使．使得对整个侦查活动的监督范围偏窄,监督力度软弱无力,难以达到通过监督对侦查权的制约效果。     

论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的关系

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的关系问题,是近几年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职务犯罪侦查是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必要内容;另一个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直接从事侦查活动,谁来监督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被滥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事关维持还是改变现行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基础是弄清楚法律监督权的本质属性及其权力结构、创制背景、价值目标。只有全面了解法律监督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法律监督以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价值追求, 以发现、纠正和制裁违法犯罪为实现形式,以多权合体为组织结构的制度特征,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必须由法律监督机关行使,为什么由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是我国宪政制度下权力配置的必然选择。在此,主要从如下八个方面进行论述。     

中德侦查权监督机制之比较与我国侦查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德国的刑事程序是现代询问制诉讼模式的典型代表,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借鉴意义。侦查权基于其行政权的性质具有扩张性、主动性,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必须进行监督制约。德国对侦查权进行监督的方式是设置侦查法官,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主要是通过侦查机关的内部约束和检察机关的外部控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由于立法上的不足,以及业已形成的实践套路与立法精神的严重背离而存在着诸多缺陷。借鉴德国侦查权监督机制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侦查权的监督机制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权监督制约侦查权。     

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

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解决我国侦查权力行使过程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可以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由法院的法官行使。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针对强制候审措施和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包括所有的侦查行为,不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建立刑事司法令状制度之管见

在我国,侦查权过于强大,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司法令状制度正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有效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为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抑制侦查权被滥用的倾向,在我国确立令状制度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强化对刑事撤案的法律监督

对侦查机关刑事撤案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撤案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且无具体程序规范,导致对此侦查权的法律监督缺失。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的撤案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撤案没有设置监督程序,缺乏检察机关监督机制,容易放纵犯罪。由于内部监督的不到位,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侦查机关滥用刑事撤案的随意性难以杜绝,给徇私枉法者留下了方便之门。二是没有监督的撤案权,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     

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构想(下)

二、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外部监督,赋予检察机关履行侦查职能所必要的侦查手段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监督。特别是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不仅表现为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监督,同时是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政体制下,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独立宪法地位,决定了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不仅从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上讲是适宜     

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当性

我国部分学者立足刑事诉讼流程的合理化,主张检察机关放弃职务犯罪侦查权.但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当前宪政结构考虑,中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质的同一性.中国检察机关的司法弹劾权和组织独立符合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多年积累的侦查人才和经验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犯罪,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接受着多方面的监督和制约.     

侦查权行使与人权保障之平衡——德国侦查权制约机制之借鉴

侦查权依法行使是刑事诉讼目的实现的基本保障,合理制约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文明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侦查权力制约,实现人权保障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得益于对侦查权制约的反思与制度革新。德国通过侦查法官司法审查、检察官监督制约以及被指控者的抗辩与救助机制等多个方面来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其中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可以考虑设置中立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限制侦查权的肆意发动;推行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进一步加强侦讯法制建设,更好地遏制违法侦讯行为;完善辩护与抗告机制,形成反向制约合力。     

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严格依法进行的法律制度。在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制中,监督制约的重点是要保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法行使。     

中国刑事预审制度科学建构概论

刑事预审是庭前审查准备程序中的重要活动,主要是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司法审查。完备的预审制度有利于保障庭审的高效进行,也有利于被控告一方对是否起诉的审查行使参与权。预审权既不是侦查权,也不是检察监督权,它本质上是司法审判权。预审应从侦查和审判阶段分离出来,独立地作为两者的中间程序。考察国外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在构建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中,预审的起诉决定对预审法官来说是一种相对决定权,检察官对决定有异议的可报上级检察机关审议,最终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

本文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强化和制约为主题,提出应扩大机动侦查权、增设技术侦查权、建立推定制度等以扩充职务犯罪侦查权内容,并通过探索侦查措施司法审查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提高律师抗辩地位等措施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约。     

机动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研究

机动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保留机动侦查权具有优化侦查权配置、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加强侦查协调衔接的重要意义。机动侦查权行使主体、适用对象、行使方式及行使目的等均体现了其法律监督属性。建议从五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即立法上修正,明确“重大犯罪案件”范围,赋予市级检察院启用决定权;司法上松绑,理顺机动侦查权启用的部门衔接;机构上整合,单设侦查部门或成立侦查办案组;人员上高配,组建专业化检察侦查队伍;使命上探索,构建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权责一致的机动侦查权运行机制。     

论侦查裁量权之检察监督

侦查裁量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实践中,侦查机关裁量权主要分为实体事项裁量权、程序事项裁量权和侦查技术裁量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加强对侦查裁量权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通过不断提高发现职务犯罪的能力,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进一步规范、完善检察机关引导、指导和指挥侦查机制,积极提升检察监督的科技含量和检察干警的法律监督能力,促进刑事侦查裁量权合理行使。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由于侦查权的属性乃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故在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法律监督机关并不冲突。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相去甚远,意图通过法律移植的方法将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中剥离出去,改由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或另行成立的机构行使,很可能水土不服。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问题主要是独立性弱、侦查措施匮乏,对此可通过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方法予以解决。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检警关系

两大法系国家在检警关系的设置上对保障充分地行使侦查权以有效地惩治犯罪和对侦查权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以保障人权这两方面的价值各有侧重,也因此各有优缺点。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检察机关既行使追诉权又行使侦查监督权,而在于侦查监督权不能落到实处。因此,改革我国的检警关系主要是保障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分析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归结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探讨从未停止过,众多观点集中表现为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移交公安机关;独立于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侦查机关;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笔者赞同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