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主体浅析

证明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主体问题是刑事诉讼证明的首要环节,因此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由于一直受到片面认识论的指导,使得证明问题与查明问题互相混淆,进而导致刑事证明主体的认定范围也过于宽泛,文章从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角度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传统,以及以往一系列政治、哲学的传统因素,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随着近年司法改革的迅猛发展,诉讼证明标准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医疗损害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医疗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表面上来看有利于保护受损患方的弱势地位,实现诉讼武器对等,保障患方的合法利益,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逻辑冲突,也违反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并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诉讼领域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其隐射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能够妥善协调医患利益,促进医疗体系的发展进步。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

关于刑事被告人应否承担证明责任及应承担什么样的证明责任,我国学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并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司法实践证明,正确分配刑事程序中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辩护方对少数具有能力证明的辩护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不仅有利于减轻侦、控机关的诉讼负担,而且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防止罪及无辜,从而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双赢”。     

诉讼证明标准构造新论

在案件事实认定中,证明标准起着直接衡量全案证据链条复合证明力能否合理合法地推导出案件事实的重要作用。其结构基本都是由＂质＂与＂量＂两部分要素组成,我国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缺乏体系性和完整性,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以完善。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得到高度关注。不同诉讼模式之下的证明责任,在概念、内涵、性质、功能等方面固然有其共通之处,但是由于其所依托的司法制度、审判组织、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追求不同,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制度亦存在较大差异。重视和研究这些相异之处,从而揭示诉讼模式与证明责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及重要影响,对于深化我国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丰富证据法学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浅议中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之取向

民事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统一。要想实现民事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就不仅需要法官等司法官员的努力 ,更需要立法的完善。唯有确立一条切实可行、合乎理性并切合中国司法实践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将民事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预先地予以配置 ,才能实现法律真正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目标。     

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探讨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刑讯逼供的动态证明责任和相对证明标准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双层含义，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作为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当辩护方以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由进行抗辩时。针对刑讯逼供是否真的曾经发生．究竟应当如何分配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如何设定控辩双方的证明标准？本文认为，应采取动态化的证明责任之分配和相对化的证明标准之设定。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究其本源,即在于证明问题没有厘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既包括基础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及其与犯罪事实之间有实质联系,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要考量法理层面的应然因素,还应蕴藉着对实践操作层面的实然因素的关注,具体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明确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的同时亦应确立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责任;若笼统地看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盲目地讨论该程序的证明标准,就会陷入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使其成为一个终极无解的"悖论",应结合不同证明对象、区分两类证明责任,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向题

司法鉴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规定、解释等文件中都对其有所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方面有许多问题突出的表现在鉴定人、鉴定结论和与之相关的方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     

宪法诉讼民主价值的构造

民主作为宪法诉讼机制的价值目标,其实质性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界定:其一,工具性的民主价值。这种价值实质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多数民主价值,即秩序、法治之价值。其二,目的性的民主价值,即自由之价值。     

我国民事远程作证方式探究

远程作证正在对传统司法模式和案件参与人法律行为方式产生新的影响。我国传统民事作证方式不能满足参与的全面性,导致证人出庭率偏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视频会议为实现方式的远程作证凭借时间上的及时性、空间上的拓展性、使用的便捷性,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冲突以及司法权威性、安全性的考量等。这就需要通过对网络技术的改进,制定当事人选择为主、法官许可为辅的适用规则,确定在法院、律所、其他地点的远程作证模式来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远程作证方式,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尝试能够得到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适用。     

质询证人证言法则探讨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根据合法、真实的证据,如果证据不合法或不真实,不仅无助于查明案情,反而容易误导司法机关,甚至导致冤假错案.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在诸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实践中伪证现象的发生并非罕见.为了保证被采纳的证言合法有效、真实可采,在法庭上如何质询证人证言以揭示其不实未尽不合法之处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虚假诉讼程序阻却论

虚假诉讼作为典型的民刑交叉法律问题,在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双重规制下,衍生出范围界定和法益保护的诸多冲突。实践中的民刑程序分立,造成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力度不足,难以对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形成有效维护。因此,要结合民事诉讼和刑事制裁,将民刑程序进行有效对接,针对串通型和单方型虚假诉讼的各自特征,从程序上对虚假诉讼进行阻却,完善相应的证明标准,形成立体的制裁体系。     

证人证言准确性研究的启示及完善

为了使我国证人证言准确性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文章认为可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式的结合,提高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二是从本土文化和主导价值取向寻找广阔的心理来源。     

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研究

涉诉信访制度是我国多元化解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整的制度构建。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作为打开涉诉信访制度的突破口,亟须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各级法院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不同的终结机制,为整个制度的整合与完整提供了实践支持。     

论我国侦查阶段诉讼化构造的“裁判方”定位

侦查阶段诉讼化构造是指在侦查阶段中,引入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模式,有利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同时提高侦查阶段人权保障的水平.目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一是强调加强“辩方”权利,对“审方”构造的关注度不够;二是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裁判方”由法官担任.在比较国内外法律制度以及根系于我国本土化国情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予以完善,以期促进侦查阶段诉讼化构造的早日实现.     

经济公益诉讼地位研究

经济公益诉讼地位的不确定及其制度的缺失使诸多侵害国家、社会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推进。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方式,为公众已经觉醒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施展平台,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全面维护,有利于监督并提高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