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文法的早期公布

（一）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春秋“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是渊承于几位光宗大师杨鸿烈、陈顾远、霍同祖对此问题的论断，下面几段材料即是有力的佐证。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写道：“在传昭公六年三月，郑铸刑书，……油此可知子产是中国首先打破法律秘密主义的第一人’。”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称：“法律之公布始自郑刑书、晋刑鼎。”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里，陈先生再次宣传：“盖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也。……其最初公布成文法典者，为郑子产铸刑书、晋赵敏铸刑鼎。”至…     

“悬灋象魏”考辨——兼论“铸刑书”与“铸刑鼎”问题

《周礼》中的“悬灋象魏”是统治者公布治理国家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一些学者从“成文法”的角度,认为春秋时期“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从而怀疑其为晚出或是理想中的制度。其实,从史籍记载分析可知悬象之制由来已久,只不过《周礼》烦琐地描述很大程度上确实带有理想成分,这也反映了作者希望法令公布,并由官府进行宣传解释,以便让百姓知法守法的愿望和要求。事实上,“象魏之灋”也是由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编纂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并且朝廷在悬法象魏之后,有关部门的长官还要率领属员前往认真观读,说明也是公布了的成文法。因此,“象魏之灋”以及“铸刑鼎”、“铸刑书”这种使法律条文化、固定化的行为,不仅保留了政府对刑法的最高解释权即只有统治者所颁布的成文法条才是真正的法律,还确立了君主任意定罪处刑的特权,从而使法律与君主的罪刑擅断权达到和谐统一。     

简论子产外交思想与艺术

简论子产外交思想与艺术宇文行我国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争夺的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频繁，大国争霸，小国抗争，一大批有才能的政治家应运而生，而郑国子产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开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之先河，可说“纵横家的最初创始人”。①子产（约公元...     

浅析子产的依法治国之道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激荡,天下大乱。郑国执政子产,审时度势,率先提出了:“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依法度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以求灭灾役、愈创伤、图生存、谋发展,为此,他铸刑彰法,崇德尚罚,改税励贾。这其中既有“罪刑法定”的成份,也有“宽猛相济”的因子,又有“经济法制”的元素。因而它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国内经济法制与国际经贸法规科学对接,不无借鉴与启迪。     

中国古代早期法家和法家思想新探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法治＂思想和出现了法家人物,但学术界主流观点把管仲当作法家的先驱,对法家子产不用法家称谓,对另一法家范宣子则只是作为孔子法制思想的陪衬。本文认为,管仲不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先驱,早期法家是子产、邓析和范宣子。子产是第一个法家政治家,范宣子是第一个法家思想家,邓析是第一个私身法家（律师）。     

中共百年党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经验与启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受到国内各民族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是将其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从历史角度切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由来、百年党史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经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与启示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意义、实践对策进行剖析归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学而后为政

春秋时期,郑国地位最高的大臣罕虎,想让尹何治理自己的封地,便向子产征求意见。子产说:“他年龄大小,又不知他能力如何！”罕虎说:“我很喜欢他,他也肯定不会背叛我,至于治理政事的能力,我想让他到那里去学,大概慢慢地就可以了。”“不可！”子产听他解释后断然反对,“人们喜欢一个人,总想让他得到一些好处,现在您喜欢尹何,便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像他还没学会拿刀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其全面融入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前提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好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血脉；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增强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关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法律思考——兼论确立沉默权,完善刑诉制度

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确立沉默权、没有对逼取的口供作出排除性规定,这是导致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法律根源。笔者认为,应及早从程序立法上构建起根治刑讯逼供的治本机制。为此建议:修改刊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法律化;修改刑诉法第93条,确立沉默权;在刑诉法第43条中增加一款,对逼取的口供及据此查获的间接证据作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排除性规定。     

论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订

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正的主要表现为增设新罪与完善旧罪。刑法修正案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征。修正案的修订主体、修正案的修改内容、修正案的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实现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改的最优化。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转化犯概念废除论

转化犯理论是对我国刑事立法现象的客观理眄论归纳,归根到底是对刑法条文的解释.转化犯理论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等四个方面存在问题,而现有的刑法理论能够合理解释转化犯涉及的刑法条文,因此转化犯概念应当废除.     

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第26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亦称准抢劫罪、准强盗罪、事后抢劫罪,它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完毕后非法状态持续的一定期间内,由于行为人在主客观方面出现了特定的变化,使整个行为的性质恶化,从而在法律评价中要以抢劫罪论处的情形。转化的前提条件应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的客观条件应是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转化的主观条件应是为了占有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     

刑法典第三百五十六条立法完善之探析

刑法典第三百五十六条实质上是关于特别累犯的规定。该条规定存在三个方面的立法缺陷:一是构成毒品累犯的前罪范围过于狭窄,二是构成毒品累犯的时间条件过于宽松,三是规定在刑法典分则中不合适。针对这些缺陷,笔者相应地提出了立法完善意见。     

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法律障碍及解围的制度路径——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

鉴于主流的经济法既往研究过于倚重价值论范式及其所造成的对经济法实践操作能力的消极影响,本文立足于转型中围社会的“共时性”背景,选定其中一个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和法律分析价值的农村民间金融个案一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循严格的法条主义的实证分析范式,探究了“三农”转型背景下农村民间金融所面临的司法制度困境。其深意在于通过对分别代表私法（民法）和公法（刑法、行政法）两种立场的控、辩双方论证思路的分析实证检视,尝试性地思考与回答了经济法对于类似制度困境的有效破解。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对现行刑法之遗弃罪规定的若干思考

与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刑法相比，我国刑法关于遗弃犯罪的规定过于简单，特别是未规定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体系上也不够严谨，不利于罪责刑的统一和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上的操作。法律的修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修改前时“扶养义务”做出合理的扩大解释，正确认定遗弃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可以起到殊途同归、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在未来的立法中时遗弃罪规定作出科学的修订。     

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