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韩保障措施立法之比较

美欧韩保障措施立法之比较陈已昕保障条款，即ＧＡＴＴ（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１９条，又称＂紧急限制进口条款＂或＂逃避条款＂，堪称ＧＡＴＴ的最大例外。它允许缔约方在某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给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威胁时可暂停实施ＧＡ...     

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获得专利药品的政策选择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或TRIPS协定)将专利保护扩大到医药产品，它要求WTO所有成员承认并加强对包括医药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给发展中国家防治传染病计划带来许多困难。然而TRIPS协定同时也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保护的需求，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对专利保护规定了许多例外或限制。这些知识产权的例外和限制就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专利药品的选择途径，包括强制许可、平行进口和第TRIPS第30条规定的专利权“有限例外”。本文意图通过对这些选择途径进行分析，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并找出这些条款中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内容。     

WTO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影响

ＷＴＯ奠基于ＧＡＴＴ基础之上，继承ＧＡＴＴ着力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致力营建国际经济一体化大循环环境的成就并把ＧＡＴＴ的通用原则扩大到与服务贸易有关的领域，强化了国际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功能，进一步减弱各国政府一贯很是张显的行政干预力，逐步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其规则秩序的进程。ＷＴＯ法律文件是当代以贸易自由化为坐标的最为全面的着重规范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性规范准则，无论其基本原则还是具体协定、协议毫无例外都是奠基于市场导向的基础之上的，内在地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善待通行市场经济规律，创造开放、统一、公平的…     

WTO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分析

多边贸易协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但是有时过度地追求贸易自由可能会给一国的公共道德造成威胁。因此,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往往内含了一些可以豁免缔约方缔约义务的例外条款。缔约方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共道德,可以援引这些例外条款来对抗其他缔约方的指控。在WTO中,公共道德例外主要体现在GATT第20条﹙a﹚和GATS第14条﹙a﹚。另外,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第2款和《政府采购协定》第23条第2款中也规定了这种例外。     

DSU报复条款与美国301条款的关系探析——兼论中国应对301条款的对策

引言 世界贸易组织自 １９９５年元月正式运作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规范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 ９０％以上的贸易活动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贸易。同时，它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经过六年多运作，赢得了普遍赞扬，对国际贸易争端的顺利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是在 ＧＡＴＴ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在运作时，除了继续沿用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第 ２２、 ２３条所应用的争端解决原则和方法外〔３〕，还需依照 ＷＴＯ协定、各有关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     

Analysis of the Escape Clause of Public Morality in WTO

多边贸易协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但是有时过度地追求贸易自由可能会给一国的公共道德造成威胁.因此,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往往内含了一些可以豁免缔约方缔约义务的例外条款.缔约方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共道德,可以援引这些例外条款来对抗其他缔约方的指控.在WTO中,公共道德例外主要体现在GATT第20条(a)和GATS第14条(a).另外,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27条第2款和《政府采购协定》第23条第2款中也规定了这种例外.     

论GATT/WTO解决争端机制

论ＧＡＴＴ／ＷＴＯ解决争端机制赵维田由ＧＡＴＴ（关贸总协定）的第２２、２３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建立了一整套颇具国际经济法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并具体凝结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协定》（...     

WTO国民待遇原则在《TBT协定》适用中的新发展

由于《TBT协定》中缺少类似《GATT1994》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因此上诉机构对该协定第2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不低于待遇”要求的判定适用了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以维护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根据该标准,如果技术法规对进口产品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源于合法监管区分,那么该法规就不构成对“不低于待遇”要求的违反.然而,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能否真正保障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值得怀疑,因为该标准不但本身存在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与《GATT1994》第3条第4款和第20条的适用法理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导致成员方就同一事项在不同条款下享有不同监管自主空间.我国宜在今后TBT案件的参与策略和技术法规的制定两方面着手应对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     

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框架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基本目标。为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GATS及其附件规定了审慎监管制度 ,但是审慎例外条款自身规定的抽象性及其优先适用性大大削弱了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为弥补审慎例外条款这种实体性规则不足的缺憾 ,GATS为成员方规定了审慎监管标准协调与认可的程序性义务。因此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身兼二职 ,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动态平衡     

GATT第3.8(a)条的解释对WTO框架下政府采购规定的影响——由加拿大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项目案引发的思考

WTO首次解释和适用了GATT第3.8(a)条政府采购例外条款,界定了政府采购的主体、方式、政府目的和非商业目的及其之间的累积性关系。依据GATT第3.8(a)条的解释,可以得出成功援引GATT第17.2条国营贸易企业例外条款的适用条件。GATT第3.8(a)条的解释可以适用于解释GATS第13.1条政府采购例外规定和GPA(2014修订)第2.2(a)条采购规定。不受GATT和GATS非歧视性待遇义务约束的符合GATT第3.8(a)条、GATT第17.2条或GATS第13.1条的政府采购措施可能受到GPA(2014修订)第4.1条和第4.2条非歧视性原则的约束。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