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对罪犯的减刑制度

对罪犯执行刑罚期间的减刑，是我国司法机关自开展劳动改造工作以来一贯坚持的一项制度。把减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规定在刑法中，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举。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法，都没有规定减刑制度。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限制减刑，扩大假释——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的立法思考

限制减刑，扩大假释，是降低刑事奖励执法风险、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顺应国际行刑发展趋势的需要，是完善我国刑事奖励制度立法的重要内容。适当限制减刑，扩大假释，可以克服现行刑事奖励制度存在的弊端。消除罪犯投机改造的心理和行为、科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作用，体现我国刑事法的立法精神，为司法制度改革和刑罚制度改革做出贡献。     

国外减刑制度的立法例及中外比较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刑事法律中规定的刑事政策减刑、又称为善时制度或善行折减制度,虽与中国大陆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减轻应执行的刑罚(期),但是,关于减刑的实质条件、减刑幅度限度及其立法模式、减刑的撤销和减刑的决定机关等在法律的具体规定上是不尽相同的。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减刑、假释制度诠释与反思

刑罚目的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报应和预防两个路径,刑事活动阶段性一体论结合刑事活动不同阶段兼顾二者成为比较圆满的刑罚目的理论。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既体现了刑罚的预防目的又体现了报应目的,是预防为主兼顾报应的刑罚目的论。减刑假释裁决权归属的讨论与刑罚目的无关,不应将刑罚采用哪种目的作为裁决权归属某个机关的理由。在以预防为主兼顾报应的理论下,"假释为主,减刑为辅"是减刑假释关系的应然构建格局。     

刑罚个别化否定论

本文从梳理刑罚个别化的基本蕴涵入手 ,揭示了个别化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个别化因为与一般预防相对立而有失片面 ,因为与报应论相排斥而有失公正。而且个别化的诸多立论不合逻辑。诸如此类的理论缺陷决定了个别化是一种天生不良的刑罚理念。同时 ,由于个别化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 ,而人身危险性难以预测 ,因此 ,个别化也不具有实施的现实性。这又决定了它是一种后天不良的刑罚理念。个别化在西方的失败应该激起我们对其失败原因的深思。     

新刑法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减刑和假释制度是我国1979年刑法典（以下简称原刑法）中规定的两个主要的刑罚执行制度，经过17年的实践证明，是两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鼓励罪犯加速改造，实现刑罚预防犯罪之目的具有积极重要作用。但由于原刑法坚持“宁疏勿细”的立法观，减刑和假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原则。这种状况与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及刑法自身的科学性的要求极不适应、极不协调。1997年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坚持“尽量明确”的立法观，在立法格局上对减刑和假释制度从内容到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使立法更加具体、规范，使司法更易操作、执行，使减…     

死刑的德性

死刑在道德上是一种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刑罚。既然如此 ,在中国 ,废除死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 ,中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基础与信仰理念 ,而且 ,在威慑主义刑罚理念的支撑下 ,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倚重死刑的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废除死刑困难重重。     

被司法程序遗忘的角落——对减刑程序的理论反思

减刑在性质上属于刑罚的变更而非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其是对终审判决的修改，应归属于审判权的范畴，按照司法的程序进行运作。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减刑的适用是按照一种近似于行政报批程序来运作的，存在诸多缺陷。完善减刑程序，就必须使之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以建构三角形的诉讼构造模式为目标，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对减刑程序进行改造。     

减刑制度中引进听证程序的几点法理思考

减刑制度相对于其他刑罚制度，实践应用最广。在对罪犯的惩罚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服刑犯罪人都可能受益于这项制度。它体现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中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效益性原则。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和个别化，有利于对服刑犯罪人的有益改造。减刑的公平、公正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刑罚目的和刑罚执行功能的实现。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对减刑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然而，在制度设计上比较宽泛和粗糙，亟待进一步完善，以使其适应我国新时代的法治要求，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监狱管理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对减刑制度引进听证程序进行法理分析，完善制度缺陷，实现公平、正义，构建法治的和谐社会。     

浅谈对减刑监督机制的思考

减刑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刑事奖励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政策以及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我国减刑制度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立法不健全等原因,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特别是减刑进行法律监督存在困难。本文试就容易滋生腐败、权钱交易问题的减刑方面进行分析,剖析检察监督工作的不足和薄弱点,并结合当前实践提出若干思考问题     

非典型形态的减刑现象研究

一、减刑制度与非典型形态的减刑减刑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刑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适用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显然,适用减刑的对象条件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而无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期长短的限制。     

刑事司法应关注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问题，不仅是现代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为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所关注，也是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的专门原则。所谓刑罚个别化，是指法院(法官)在具体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者的“个人情况”，从而使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及犯罪者“个人情况”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相适应，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之目的。     

论减刑的理论基础与意义

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罚执行制度,是监狱目前最常用的一项法律奖惩措施,是刑罚目的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改造罪犯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刑罚执行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和方法,但是当下司法实践遭遇了减刑被不当适用的境况,理论和实务界都为此进言献策,甚至有人建议取消减刑,以完善后的假释制度代之。笔者认为减刑还是应当保留,本文从减刑的理论基础和意义两方面来论证减刑的合理性。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解读赔钱减刑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中赔钱减刑的做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是应该严格执行刑罚还是通过赔钱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来减轻刑罚。本文详细阐述了赔钱减刑的理论依据,认为赔钱减刑有利于刑事和解,具有矫正价值,有制度正当性。同时还分析了赔钱减刑在具体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使赔钱减刑在司法实务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论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

罪犯的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活动是重要的刑罚执行活动,也是实践中容易发生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滥用职权问题的环节。这就决定了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必然会成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的重点。但是,由于法律关于刑罚执行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造成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的内容、模式和程序不统一,有的地方仅仅侧重事后监督,而忽视了事前监督,影响了监督的实效。笔者结合监所检察工作实际,试从立法精神着手论证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提出完善同步监督具体程序和机制的建议,以期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和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减刑权归属之探讨

减刑权的归属是包括减刑制度在内的行刑制度健全完善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刑罚目的观、刑事审判活动的特征、减刑的本质、减刑效能发挥的条件、行刑权运行机制的科学合理要求等多方面分析，减刑权应属于行刑权而不是审判权，应由行刑部门行使减刑权。     

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

由形式谦抑性与实质谦抑性的有机统一、立法谦抑性与司法谦抑性的动态均衡所决定,前置法备而刑事法不用或少用,刑事立法备而刑事司法不用或少用,这既非象征性刑法在我国发韧的表征,亦非积极刑法观在中国肇始的告白,而是以谦抑性为内核的传统刑法观之精义所在。由此决定,刑法谦抑性在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现之路在于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的并行不悖和张弛有度,前者以行政犯增设的犯罪化扩张和刑罚强度减弱的结构化调整为主线,后者则应致力于以下两条进路的展开:一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对立法犯罪化之司法认定限缩;二是前置法优先处理原则与刑事法优先处理例外相结合的刑事案件办理模式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