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执行力的提升——以昆明的公共治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与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贯彻实施法律、政策、命令的能力。当代改革者仇和在主政江苏沭阳、宿迁和云南昆明十多年的时间里,锐意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执行力,迅速改变了这几个地区的落后面貌。以昆明的公共治理为例,该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来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从而实现公共治理跨越式发展。仇和在上世纪90年代发明了观摩督查的"一线工作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到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去,就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狠抓落实,限期整改。这种观摩督察一改当下中国权责失衡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实践中带来了中国传统行政体制中缺失的"问责"机制,从而提升了政府执行力。观摩督查问责所体现的学术价值,与一般的"责任政府"有着严格的区别:因为一般的"责任政府"只负一般的道义责任,如果出了事也不会追究直接责任,即事故责任人不会受到直接问责,也没有相关机制对此进行有效的督查与追究;而观摩督查问责要求政府负有直接问责效果,如果达不到公共行政效果,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就必须在政治上负起责任,并在行政与司法上承担相应的名份。     

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障碍因素和对策

当前政府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执行力提升的障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干群关系不融洽;中央与地方关系不顺畅;部门关系不协调;权法关系不明晰;权力与权利关系不和谐。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应做到：树立服务理念,转变工作作风;均衡利益配置,减少执行层级;深化机构改革,完善执行流程;强化法治意识,完善行政问责;明晰权责定位,推动公众问责。     

强化制度执行力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江苏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部署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全省上下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作为省会城市南京,我们理应拿出南京担当,展现南京作为,做出南京贡献。一、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贯彻《决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战略部署,系统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推行行政问责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200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对于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依法行政、依法履职的氛围,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着力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基于公共治理视域

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支柱,是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的重保障。而实践中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以民为本行政理念缺乏、行政行为不规范、价值取向有时背离公共利益等现象,究其原因主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及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公共治理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提高政策可信度;规范地方政府治理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引导社会组织合理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影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负面行政文化分析

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是阻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负面行政文化的生成有其理论和现实的逻辑。从作用机制上看,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提升的作用发挥以执行者个人为载体、以个体对负面行政文化的内化为前提,同时,负面行政文化扩散的程度决定其影响的广度。消解负面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提升的负面效应,可采取完善行政制度、加强教育培训、把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纳入统一的体系来构建等策略。     

公共治理视角下福建政府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科技发展的新特点要求科技管理体制进行变革,走向科技创新公共治理。变革的关键是对科技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重新思考和准确定位,提升政府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福建政府公共科技服务在营造创新环境、优化条件支撑、加强创新协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科技创新公共治理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提升福建政府公共科技服务能力,需要强化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加强政府间科技合作,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化政府公共科技服务方式。     

论区域公共资源管理的政府多元治理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对政府公共资源管理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当前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过多地将政府看做与社会、市场平行的独立整体,较少探讨政府的内部科层结构和利益矛盾所带来的影响。政府多元治理模式试图从现有的管理体制中汲取营养,将区域地方政府看做多个利益主体的结合,由中央政府为其横向合作搭建平台,在保证中央政府权威对地方政府的有效规制而不伤害地方政府自主合作积极性的情况下,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勾勒框架,提供启示。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理论内涵和提升路径

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是推进党的建设现代化的有力保障。但在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党内法规制度意识,一些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规定轻执行"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制约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更大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探寻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举措意义重大。本文从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学理涵义出发,从制约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因素深入,从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执行主体的能力提升、执行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执行环境的优化等方面寻求党内法规高效执行的常态化方案。     

政府执行力的组织学分析

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达成既定的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程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执行力。一般而言,组织执行力的差别既取决于组织自身的特质,也取决于组织所处环境的不同。政府是典型的官僚制组织,与企业和第三部门相比,既有组织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其执行力状况也会体现出政府组织的个性,并具备一般组织的共性。提升政府执行力应做到:在组织层面上,实现官僚化与去官僚化之间的平衡;在组织间关系层面上,构建治理网络。     

文化视觉下公共部门执行力的提升——以广州地区为例

公共部门执行力从社会学维度上来衡量还是较高的,但是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有商业股份银行和公共交通部门的执行力仍存在令人不满的方面,其原因有执行主体的主观原因,有执行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执行行为的缺陷不足。对此,要以注重“执行力”和“道德价值”的执行文化建设为抓手,在主体路径、生态路径和行为途径方面才有有力的措施来提升公共部门执行力。     

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政策执行是将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和唯一途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达成既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能力与力度。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政权的巩固以及统治的合法性。     

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     

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制约

人类的行为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工作总是在一定行政文化环境中展开的，行政文化影响政府执行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目标的实现。其表现为：行政文化影响政府的组织结构及执行功能，影响政府执行态度、执行效能和执行方式。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与政府工具运用创新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频发期,政府作为权威性的社会公共权力主体,其制定并实施的公共政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县级政府工作重在执行,而政策执行力是其工作能力的重要体现。从政府工具的视角来看,当前由于政策执行者对政府工具认识不足、选用不当,从某种程度上导致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面临着削弱。对此,运用政府工具创新来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工具的作用与局限性,明确各类政府工具的选择因素。运用恰当,将对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政府严重"信任赤字"。而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政府执行力是保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证,对于目前转型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提升乡镇政府执行力——以执行主体能力为视角

提升乡镇政府执行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提高乡镇行政领导干部的执行能力是提升乡镇政府执行力的重中之重。从提高领导干部组织管理能力、开拓创新能力、领导激励能力三个方面提出了乡镇行政领导干部执行能力的建议,以期能为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及其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缺乏竞争机制、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政府机构自我膨胀和监督信息不完备等原因,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能够做到非常“有效”,而是存在“政府失败”。消除政府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组来改革政府。治理政府失败的具体措施有:提高社会民主程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改革赋税制度;约束政府权力和公共服务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