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是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而是互相统一、互相促进的。一方面 ,人权国际保护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 ,国家主权又对人权国际保护产生制约。在承认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在特定情势下为保护人权可进行干涉。     

文化多样性的主权、人权与私权分析

文化传统保护与文化发展选择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基本内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和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知识产权对文化创造参与者的支持和激励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公约》以主权和人权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举措,并以对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补充措施,由此构建了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权利形态。     

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各国应负的国际义务 ,各国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人权。作者指出 ,保护人权与维护主权二者并不相悖 ,各国只有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 ,才能促进人权保护的发展。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竞合的投机机制是不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公私领域划分与国际法中的性别歧视

国际法通过公私领域的划分确定其管辖范围,并避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女性主义者指出,这种划分包含着对女性的规范性歧视和结构性歧视。国际法的基本术语如国家、主权等,排除了国际法对国内违反人权事项的管辖,维护了男性在国内的特权地位。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在确定是否给予女性以人权保护时,也是以维护男性利益为出发点。女性主义方法揭示了国际法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但该方法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竟合的投机机制是不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明确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竟合的机制并不是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国际宪政思潮的兴起与国际法“宪法化”趋势

演进中的国际法出现了＂宪法化＂的趋势。从研究视角上看主要表现在国际社会共同体与国际宪政、国际组织宪政主义、WTO宪政（或国际贸易宪政）等方面。国际宪政更多地体现在应然法意义上,主要反映在共同体法的层面和价值层面上,并在制定规范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但是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的平权式的结构影响和制约着国际法宪法化的发展。     

论欧洲理事会的人权保护制度对建立和完善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影响

欧洲理事会采取集体办法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对建立和完善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区域性人权保护办法是在区域层面上施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效途径 ;国际人权机构应通过改革不断提高人权的可司法性 ;主权国家应在采取集体办法保护区域人权方面积极行使主权权利 ;人权国际保护内在地要求增强个人的权利主体意识 ;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应不断提高其工作效率。随着欧洲理事会的人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 ,它在人权国际保护中的“领跑者”的形象和影响将得以继续显现。     

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刑法也进入复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明显,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刑罚制度设计到刑罚的执行,并努力在保护被害人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过国际人权法推动国际刑法发展的帷幔,不难发现其背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紧张博弈：为保护人权,国际人权法引领着国际刑法试图突破国家领土的藩篱进而穿透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国家则奋力祭起＂主权＂大旗并诉诸＂司法独立＂的坚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实体利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干涉其内政、侵蚀其＂司法独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

当要强调国际组织在某些事项上获得对成员国的控制力和支配性时,主权让渡应表述为“主权权力”的让渡;当要强调国际组织由成员国的让渡行为而获得了某种排他的能力和资格时,主权让渡则应表述为“主权权利”的让渡。类似于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的区分难以适当地解释主权权利的让渡。在国家让渡了越来越多主权权利的情况下,代表主权的是终极支配权,而不是所谓基本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Constructing a Global Law-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 Human Rights System

This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one of the core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 lack of enforceability of this convention and its 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tate sovereignty, it is similar to state law.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r CEDAW, the major UN convent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rticulates a vision of women's equal protection from discrimination and addresses gender-based violence as a form of discrimination. It had been ratified by 171 nation states as of mid-2003. Its implementation relies on a complex process of periodic reporting to a global body meeting in New York and a symbiotic if sometimes content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NGOs. Like state law, it serves to articulate and name problems and delineate solutions. It provides a resource for activists endeavoring to address problems of women's status and turns the international gaze on resisting nations. Its regulatory strength depends on the cultural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 of consensus building and related social movements to define social justice in these terms. Thus, like state law, its impact depends on its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its embodiment in local cultures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This examination of CEDAW as quasi law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law as a plural and a symbolic system rooted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of globalization.     

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

主权高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这些观点都是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在二者关系上的投射。尽管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却未能清楚的梳理各种现象，更不能指出既面对现实又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案。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路径认为主权和人权均可为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中皆可被滥用。因此需要法律予以监控和引导。     

论少数人权利的国际保护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承认并尊重少数人权利也是当今众多国家的国际义务。文章从解悉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国际公约入手,全面论述了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内容,并提出了我国法律在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应当做出的适时调整与完善。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

“保护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以及在其他各种情形下承担人权保护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容易发生对平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民用设施的侵害,但是,主权国家应当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等行为才能符合人权保护责任的要求,对此,“保护的责任”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和依据。为防止评估确认上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国际社会应当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为基本依据,并主要通过对人道法规范在具体情势下的解释适用,来评估确认政府军事行动是否符合人权保护责任上的特定要求,以及是否构成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严重情形,从而确定国际社会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与方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论数据使用保护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商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据获得法律保护是数据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对数据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数据”的各种外在呈现形式,尤其是数据集合。数据经营者对数据经济的贡献、数据主权和数字人权带来的现实障碍提出了迫切要求。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对数据使用保护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制度研究提供了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欧盟对数据使用提供了现实保护,但是现有国际法律制度无法对大量存在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提供充分保护。其原因包括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到更多关注、国际法碎片化发展趋势等。对此,应在数据相关制度和实践中坚持促进数据使用为指导原则;在TRIPs体系内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制度,该制度在保护数据集合专有权的同时应注重平衡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主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现状,中国应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有限排他权,并完善相关立法和实施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论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权利内容与国家义务

作为诸多国际人权文书中都予以规定的一项人权,参加文化生活权利在现实中却处于一种被忽视和不发达的地位,而权利内容不明确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及世界各国的保护实践,阐明参加文化生活权利主体享有的人权和国家承担的义务,有助于加深对参加文化生活权利的认识,并促进其实现。     

国际人权法及缔约国国内法对外国人财产权的保障及对我国之启示

通过对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条约、各区域人权条约以及主要缔约国在外国人财产权保障方面的规定和做法进行研究,可知联合国人权条约对一般意义上个人(包括外国人)财产权的保护程度明显偏弱,各区域人权公约对财产权的保护则各有侧重,各缔约国对外国人的财产普遍有一定限制。其中有不少是我国在外国人财产权方面制定和适用法律、规则可借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