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监督改革:抉择困境与实践进路

我国当前的诉讼监督具有全面性、事后性、弱效力和分散性等四个鲜明的特点,诉讼监督改革面临着选择诉讼与监督分离还是诉讼与监督合一、以同步监督为主还是以事后监督为主、全面监督还是重点监督、弱效力监督还是强效力监督的艰难抉择。在推进诉讼监督改革时,检察机关必须遵从必要性原则、有限监督原则、中立性原则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鼓励先行先试、坚持循序渐进、注重协调配合以及加大诉讼监督工作力度和创新诉讼监督机制等。     

论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的实践路径

领导干部执行力是一种工作态度、精神状态,是一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也是党性修养的具体体现。提升领导干部执行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在新形势下完成新任务的有力保证,是提高机关效能的重要途径,是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自觉性和坚定性的体现。为此,各级干部要加强个人修养,强化执行力意识,脚踏实地,做好自身工作,加强外在执行监督机制建设。     

论检察机关矛盾化解在公诉环节的推进视角与路径选择

要充分发挥公诉职能，进行社会矛盾化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我们必须首先明晰公诉环节的“矛盾”边界及其特质，并进行相应的消解矛盾的准备，从而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制度规范，形成细致的工作流程。公诉环节化解社会矛盾应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在路径选择上，一方面应立足于基础职能，另一方面应有效拓展延伸职能。延伸职能的社会矛盾化解必须同公诉自身职能推进的矛盾化解内容实现有机的结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后者是基础更是保障。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是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提出的未来五年法治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布局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良法善治新期待,面对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法治体系内部的短板和不足仍然存在,外部的作用和效能弱于预期。二十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可谓有的放矢、精准决策、意义重大。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规律、强化系统思维,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加快社会规范体系建设。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认知、实践定位与哲学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一问题所探索、继承与创新的未来前景的自信,实质上是对于共产主义道路的自信。这既是一个基于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政治路线紧密相连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在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准确定位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存在的问题,发挥哲学思辨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深刻挖掘这一问题的哲学意蕴:在价值论上,明确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灵魂是发挥其价值功能所带来的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在认识论上,认清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真理性与价值理想性相统一的长期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过程;在实践论上,要坚持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地统一在对社会主义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创新实践中,为人民生活创造科学的制度空间与普惠的价值空间。     

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

内幕交易监管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各国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体系可以归纳为信义进路与市场进路。信义进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拓宽信义义务人范围边界与判断其交易主观状态的历史;市场进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限缩或废除内幕交易认定的主体与主观要件与完善内幕交易客观构成要素的历史。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难以禁止的现实困境,实则是内幕交易行为构成体系逻辑混乱的一个映射,并已对内幕交易行为认定与责任追究构成妨碍。就内幕交易规制立法体系变革方向而言,我国目前不宜引入信义进路,而市场进路或许更适合我国法制传统和资本市场实际。在市场进路指引下,任何不当使用内幕信息的行为皆应被认定为内幕交易,废除现行法中关于内幕交易行为构成的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同时完善客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既能推助内幕交易规制立法的功能实现,又可彰显证券法的核心宗旨和基本原则,或为契合本土实际并体现世界最新立法趋势的内幕交易立法改革方案。     

中国刑罚改革的系统性思路与进路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一个统一运转的系统之中,系统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系统论原理以及国际社会的刑罚发展、中国刑罚内在的结构缺陷和外在的衔接失调,决定了对中国刑罚改革必须采取系统性思路,而系统性思路又决定了对中国刑罚改革必须采取严格限制死刑、重构自由刑、扩大非监禁刑和非刑罚方法的适用的进路。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全面推进各项检察工作 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重任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突出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     

公开、规范与定型--养老保险制度从政策到法律--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进路分析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回溯性及制度的非法制化背景入手,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非法制化的世象,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非法制化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我国养老保险先行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社会保险立法的进路进行了探讨,最终得出中国养老保险从政策制度走向法律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愿望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定义

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论中国法院的“合一制”——历史、实践和理论

中国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于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独特的合一制组织模式。合一制指的是一种审判与(司法)行政彼此交织融合、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合一制一度对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中心议题及正当化机制从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可持续、综合性发展转变,司法行政与审判融为一体的组织结构已不合时宜。将司法审判从过度的科层结构和总体性框架中脱域出来,进而促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功能分化,应作为一种发展取向。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