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领域的应用,数字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治理的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提升,从技术、权力和空间三个维度塑造了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的治理效能,亟须跨越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数字化陷阱,即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因此,构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微观权力和民主权利相互提升,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高度融合的数字平台型治理路径,是跨越乡村数字化陷阱,有效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所需。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即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乡村治理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发展活力。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活力的激活作用,即以乡村治理内容提升党员素养、以乡村治理实践促进党群关系建设、以乡村治理问题驱动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要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优化组织架构;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助推发展动力;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推动生态行政。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分析:进展、规律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

植根中国本土实践,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和规律,是优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基于两轮全国层面的村户抽样调研,通过典型指标的现状分析以及动态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数字赋能农业潜力正在显现、多元数字化场景不断契合乡村治理需求、数字化应用与农民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等演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可总结为从弥合数字鸿沟到走向数字普惠、多场景下的全面数字赋能、不同区域和层级上呈现分类分化。基于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要以普惠性为本质要求,分类梯次有序推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围绕考核标准、产业配套、主体协同、试点示范、数字产品、人才队伍等方面精准施策,不断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病”及其应对——来自多点田野调查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城镇规模越来越大、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但在城镇化取得空前进展、"城市病"肆虐之时,受单向度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战略、欠合理的基层体制变革和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以村庄空心、环境污染、文化空虚和治理失序等为典型表现的"乡村病",并日渐蔓延和扩大。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应加大力度治理好"乡村病"。既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着力助推乡风文明;更要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数字中国建设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当前数字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中央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布局规划，本文将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IBCDE”框架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布局的可行方案，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

当前，无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要求还是重大原则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互通共促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和要素集成，放大“地”的效益、破解“钱”的瓶颈、挖掘“人”的潜能，聚智汇力共建和美乡村。     

数字化乡村社会

当前,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伴随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度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民生指向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科学技术、金融监管、基层治理、数据管理、乡村振兴、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机构职责优化。在民生领域，新一轮机构改革重点围绕着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四个领域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在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家数据局的同时对民政、卫生健康、农业农村、发展改革、信访等部门的职能进行了优化调整，为我国理顺现阶段民生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助力。为了更好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应在后续方案中抓好层层落实、释放基层服务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初衷。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在过去的一年,5年过渡期政策的落实和实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新的一年中,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仍然是脱贫地区的底线任务,要在完善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基础,实现乡村的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逐步推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