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问题分析

见义勇为行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我国也鼓励和支持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尊崇英模活动。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也应当加强对尊崇英模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歪曲事实真相,丑化、诋毁英雄形象,侵犯英模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但我国《民法典》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法定范围划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部分人民群众对见义勇为行为也存在一定认知不全面的问题。基于此,下文以见义勇为的行为概述作为切入点,对见义勇为的内涵和见义勇为的法律属性进行解释分析。然后指出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界定特点,说明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界定和见义勇为行为特点,对见义勇为行为可能产生的四种损害类型进行逐一论述,并举例帮助读者对其进行理解。最后,分析了现行见义勇为行为的民事立法,从明确受助者范围、明确补偿标准与范围、过失造成损害时民事责任减免以及增加见义勇为者的报酬请求权等方面,提出完善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建议。     

见义勇为型不当行为的刑法宽容

当代社会见诸报端的见义勇为人员因为其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的一些不当行为而受到刑法处罚的案例并不鲜见,而见义勇为这一行为是值得我们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的美德。但目前我国对于具有见义勇为性质人员的处罚与一般人并无二致,甚至在“彭宇”等案的判决中伤害了民众对“见义勇为”这一传统美德在人们心中朴素的期待。见义勇为型不当行为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道德上,都值得刑法对其加以更好的保护,具体而言应当体现在侦查、起诉、定罪、量刑、执行四个层面。通过对见义勇为型不当行为的刑法宽容,呼唤良善价值观的回归,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现实生活中“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时有发生。由于全国各地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认定标准,各地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不尽相同,单靠各地方法规不能确保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致使许多后续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依法保障见义勇为者,无疑将对社会的稳定和推进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见义勇为的法律属性等基本理论出发,阐述我国当前对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如何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对见义勇为保障机制的研究有所帮助。     

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及法律特征

本文追溯见义勇为的历史,综合全国各地的法规和条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及法律性质特征进行了探讨,界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称为见义勇为行为。期待以此唤起正能量,弘扬正气。     

我国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民事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自古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情怀,就有“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的无私精神。近年来“英雄流血又流泪”情形时有发生,这让一部分人对见义勇为产生了畏惧心理。要鼓励更多的见义勇为,不仅需要社会上精神文明的倡导,更需要国家法律作为强大的背后支撑。本文首先明确见义勇为的定义,界定其法律性质,进而评析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相关的民事立法,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同时结合国外的立法实践,提出完善权益保障机制的若干意见,以期有所裨益。     

见义勇为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弘扬社会正气、遏制违法犯罪、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个人力量和生活经验、判断能力都十分有限，并不具备助人脱险或与犯罪作正面斗争的能力。法律规范应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把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放在首位。道德教育应注重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实质。全社会更应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不过度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引导未成年人合理地“见义而为”，在法律与制度中体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见义勇为者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者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他们的行为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使社会充满正能量。但在现实中,见义勇为的行为很多情况下会造成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虽然各地通过地方立法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权益保护,但是仍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障情况进行研究,提出合适的方法予以解决,以防见义勇为者因为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心灰意冷、社会陷入道德滑坡的尴尬境地。[1]本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研究,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护提出合适的建议。     

三青年见义勇为 政府表彰奖励

近日,在北京公交保修分公司四厂召开了表彰佟一舟、田峰、徐斌三位青年职工见义勇为行为座谈会。北京市民政局见义勇为行为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海淀区民政局局长、海淀区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及保修分公司四厂党政领导、车间主要领导和双方当事人出席了会议。     

民政干部职工的爱心奉献

7月21日的特大暴雨,给首都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民政局党委带领民政系统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救灾善后工作,在救灾、救助、烈士评定、见义勇为行为确认、接受捐赠、遗体火化等救灾维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     

校园英雄还是命案嫌犯

高中生徐劲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升旗手。因被暴力收取保护费,在奋力反抗的过程中把对方砍伤,伤者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在人们称他是见义勇为的校园英雄,要求对他进行表彰时,他却被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8月中旬,徐劲的父母带着上百名学生的家长联名上书,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十七期寄语——“零容忍”在中国

近来有一个词常袭入眼帘,叫作“零容忍”。这是一个外来词语,但是却可以植入到我国所有公共领域,在公共秩序、公德行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企业经营、治理“三公”、反腐廉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等任意一个方面,你均可以轻易嵌入这个词,之后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人不懂得“零容忍”。     

落水少年从死神手中抢回两人生命

2006年10月10日，重庆市綦江县郭扶镇境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22A的中型客车翻人郭扶河中的水塘，造成7人死亡、15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发生后，一名落水少年见义勇为数次潜水、救出两名乘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当地群众，他们称救人的少年为“綦江少年英雄。”     

刘福堂:从生态斗士到官场扫把星

有时因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影响或损害往往更大,所以在政治领域和行政领域更需要人们去"见义勇为"。刘福堂,59岁,民革海南副主委,省政协委员。自1998年始,为海南浆纸林项目毁坏天然林奔走呼告,被誉为海南"生态斗士",而先后参掉5个市县的林业局长的经历,令他被人称作海南"官场扫把星"。     

如何合理褒奖“夺刀少年”

<正>高三学生柳艳兵和易政勇勇夺歹徒刀器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年高考,都会出现见义勇为的考生被名校破格录取的新闻。危急情况下挺身而出固然值得褒奖,但这一次,名校的橄榄枝伸出得更加谨慎,对考生的嘉奖也更贴合实际。两位见义勇为者不是"被跃进"名校,而是将会使用高考B卷进行单考单招。考虑到两位同     

尤京梅荣获“国企楷模 北京榜样”优秀人物

正近日,在北京市国资委举办的2016年"国企楷模北京榜样"颁奖典礼上,燕山石化职工尤京梅荣获"优秀人物"称号,她是唯一一位石油化工企业获奖的职工。据了解,"2016年国企楷模北京榜样"评选启动以来,活动由60余家企业推选出310名候选人,涵盖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方面,活动最终评出十大人物及50名优秀人物。尤京梅是获奖的11位女性之一。     

生死多少人

南京一妇女突然摔倒后，却揪住上前搀扶她的人大叫：“就是你把我绊倒的!”这起类似当年彭宇案的事件，再一次引发了舆论的抱怨：见义勇为反遭恩将仇报，这让人以后怎么还敢做好人？对此，《中国青年报》刊文指出，这其实是一种道德撒娇。真正有道德信仰和坚守道德原则的人，绝不会因为别人的行为和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原则，绝不会把“有人好心没好报”当成自己不做好人的借口。     

北京铁路局“最美京铁人”受奖

正1月20日晚,北京铁路局2015年度"最美京铁人"道德模范颁奖晚会在路局党(干)校隆重举行。自2013年开始,路局党政工团每年共同举办"最美京铁人"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此次颁奖晚会表彰的2015年度"最美京铁人",是经过群众推荐、资格审核、宣传公示、全局职工投票评选、综合评定等程序产生,他们是在全局干部职工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孝老敬亲、敬业爱岗的楷模,彰显了"最美京铁人"高尚的思     

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始终要从宏观上处理好十大关系,即经济方面的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政治方面的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文化上的一元与多样、平顺宽容与互信友爱的关系,社会方面的活力与秩序、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关系。     

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与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

国际政治学,以认识、判断和研究国际社会舞台上演的国际政治戏剧为主要任务,是与国际政治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紧密相联的。国际政治,指的是行为主体间(主要是国家间)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强权与主权、球权与人权、结盟与不结盟、动荡与秩序的总称。国际政治虽然纷繁复杂,变化无穷,但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