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的依据到法律的规范:法治政府建设之关键

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我国面临着政府行使职权缺少法律依据,已有的法律因可操作性不强而不能规范政府的所有行为,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滥用职权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政府监督不力等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将政府的所有行为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并有效控制之;不仅要为政府行使职权提供法律依据,而且通过法律、决定和决议等规范政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决策执行工作,控制政府在工作中发生的每一行为。为此,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人大之间的运行机制,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的工作中,人大要制定法律,或者通过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决议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作为外生规范的法律：从《无需法律的秩序》谈起

本文以《无需法律的秩序》为起点，从语义上简单探讨了法律与秩序的关系，认为尽管秩序常常与法律联系在一起，但无须法律的秩序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着。同时认为法律可以分为作为内生规范的法律和作为外生规范的法律两类：前者源于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或人们的内心确认，是自发的或自然而然的；后者的形成则常常是非自愿的，因而经常性地意味着恣意和专制。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绝大多数法律是作为外生规范出现的，这要求立法者正视外生规范内化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充分尊重民间习惯，尊重无需法律的秩序。     

论法治社会的法律统一

法律统一是法律统一性和法律统一化的内外结合 ,具有显著的理念性、专业性和动态性。法律统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然而 ,在当今中国 ,法律不统一构成了法治社会建构的巨型瓶颈。本文分析了中国法律不统一的深层原因并指出了法律统一的基本路径和具体方式。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 ,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 ,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 ,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 ,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 ,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 ,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 ,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法律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区别与联系

法律规范与技术标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二者在本质属性、制定主体、规范构成、主要内容、效力等方面都存在区别.实践中,法律规范与技术标准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规范援用标准、保障了标准的实施.与此同时,标准吸收法律规范,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提供具体指导,为实践中判定行为违法与否提供了依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我...     

律师对于法治国家之重要性

一、律师是专职法律工作者,具有丰富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经验,是将法律落到每一个具体案例中的法律实践者一个法治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更要有精通法律的人才们运用这些法律,只有当法律被正确运用,才能起到解决各种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等功效。世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之“法律规范说”检讨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组织社会化劳动所必需的制度。2007年6月通过的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令人难以判断其对如何认定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所持的基本立场。我国劳动法学界倾向于将劳动规章制度归结为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为规范,从而契合了"法律规范说"的见解,但是,"法律规范说"存在着逻辑矛盾,不符合我国劳动法制发展和劳动用工实践的现状,而从"契约说"的视角认识劳动规章制度性质应当是可行之道。     

上海法律实施状况之评析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上海市的法治建设总体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但是在法律实施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挑战,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其中对法律的信仰、法律自身存在的问题、执法主体的法治意识、法律监督的漏洞等均构成了法律实施不佳的重要因素。发展中的处于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既是上海法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也是上海在走向法治社会过程中实际所处于的历史阶段以及基本的现状。上海在实现法治社会目标方面,任重而道远。     

新闻自治的法治思考——从新闻规范的角度

新闻规范表征着新闻传播的自由状态。前法治社会里的新闻规范是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文化规范、法律规范等构成的总和,它是新闻自治和新闻法治的规范事实。在法治社会里,新闻自治是法治的子系统,是一项具体法治。以法治精神构建新闻法律规范统摄下的新闻规范体系,新闻自治才能真正实现。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比较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是两个相似却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思维是指利用法律基本概念、法律方法来对社会问题进行逻辑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为出发点,要求维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视权利为本位,以保障权利的实现为核心,让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两者虽然都推崇法律至上、都注重程序正义、本质都是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两者还存在着主体、对应概念、侧重点方面的差异。     

法律信仰——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之维

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和谐也成为我国的主旋律。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把民主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要求,意义十分重大。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而法律信仰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若是没有社会主体对于法律的信仰,那么就是再多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难以促成法治国家的建成,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法律程序与法律职业——法治秩序下两因素之解读

法律程序与法律职业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却是值得反复研究的不老课题。程序和职业是相辅相成的,是建构法治秩序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两者相结合的视角对之进行解读,在对二者进行梳理的同时也试图引起反思性的思考,以期能引起学者在程序和法律职业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口。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论法治理念导向下法律信仰之构建

公民具有普遍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而其前提为公民要具备强大的法律信仰,本文在对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各种原因,尤其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法律工具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培养情感和端正态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信仰的途径。     

法律保留、法治与复杂社会——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保留之法治逻辑探究

在我国的宪法语境下,法律保留虽不能从依法治国原则当中必然导出,但其本身的法治意蕴却与后者神脉相通。这一法治逻辑在抑制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之时,又受制于内生其中的民主逻辑而无力约束代议机关本身。对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当下中国复杂社会,此种张扬立法权而抑制行政权的古典法治模式可能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挑战。对此,法律保留设计宜拿捏分寸,恰当收敛保留密度,并借助其他制度共同平衡强大的政府与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紧张。     

警察法治之制——浅论警察权的法律控制

在二十一世纪,法治是最时尚的字眼。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部分,占领着法治建设的一席之地。警察权与国家生活和公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当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水平。本文就是对警察权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警察法治之制 ——浅论警察权的法律控制

在二十一世纪，法治是最时尚的字眼。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部分，占领着法治建设的一席之地。警察权与国家生活和公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当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水平。本文就是对警察权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法律研究与学习的智慧之窗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法律的底色——以《今日说法》案例所作的法社会学分析

2004年10月27日12时38分,深秋正午的阳光穿窗而过,在底色班驳的瓷釉上反射出一种明净而冷寂的光芒来。其时,中央电视台一套《今日说法》在撒贝宁的主持下正播出《六个青年,一个乞丐》①的案例。小撒显然已经习惯了所播出的节目,因为耳闻太多的法律事件,使他显出一种虽有疲意但处变不惊的沉稳来。邀请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皑博士,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时光的流水在40年间可以将许多曾经色彩斑斓的物事漂洗得发白,包括人的心境。但我还是再一次被播出的内容深深震撼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可怜的、卑贱的已永远逝去的生命黑色的冷,扎痛。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