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结构——一种以“观”为线索的考察

周代礼乐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仪式性,而仪式主要是通过呈现的方式来实现其功能的。这样,"观看"就成为联结礼乐文化各要素的一条重要纽带,所以,从"观"这个概念把握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结构就具有了一种可能性与合理性。这种由"观"组织起来的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就是天子的"让观"与"去观":天子一方面要在以祭祀为主的各种仪式中昭示其文明之德,一方面要在巡守四方时观察民风以知诸侯施政之善恶。其次,士人君子一方面通过观礼、观乐达到对于观看对象政治、德性方面的掌握;一方面通过观诗了解赋诗对象的心志。     

《诗经》采集婚恋诗原因探析

《诗经》中收录有大量的婚恋诗,收录婚恋诗的原因从《诗经》文本的角度似乎无法说清,还原《诗经》的生成情景就会发现,这是由《诗经》的乐歌本性决定了其收录诗歌必须满足音乐的需要。《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周代礼乐制度的本质是追求和合,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以礼化民,以乐和民。在音乐之中,表达人神相和的神曲固然有合神之力,表现宗族兄弟君臣乡党的作品也有聚众之效,但是最能显示人际亲近的诗作,莫过于爱情婚姻之作。     

铭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铭文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重要一"体"。因铭文使用场合的特殊性,一般在与神仙、鬼怪、精灵等主题相关的小说中出现。铭文融入唐小说,不仅承担着介绍墓主身世经历、抒发对墓主的哀悼和评赞、预示故事的走向和结局等叙事功能,而且还充当了小说文体的基本"骨架",与融入其中的史传、诗歌、论说文等相互组合,建构了唐小说独特的文体形态。     

从乐论时代看乐教时代的诗学观念——兼议《尧典》“诗言志”的实质

以周公为关键人物之一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是古今中外仅有的以"乐"命名的一个文明时代,将乐设定政治框架中的核心要素,乃是基于礼乐相须、诗乐襄礼的文明构想。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诗从乐之语的身份中独立出来,关于礼乐文明时代的文献遗存也开始被整理定型,乐从襄礼的文明实践转变成为知识反思的对象。从诗学观念史的角度将这两个阶段分别名之曰乐教时代和乐论时代。本文从乐论时代关于以乐为教的四个方面的论述,透视了乐教时代诗的地位,并因此论证"诗言志"的实质内容:乐教时代的诗或附属于乐,不过是乐语;或并列于《书》,不过是先王的德义记录;或是襄礼中沟通神人的工具,或是道政中表达政通人和的载体。"诗言志"所言之志,或是礼、或是政、或是德,该命题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更是"千古诗教之源"。     

论《性自命出》心导情气的道德教化思想

《性自命出》篇提到了"情","情"的情感意下降到次要地位,受到重视的是"情"的情实本真意,情的地位受到高扬。但是人情容易出现偏失,出现极端。这由于心没能执着定向,没能正确地取于情性而发之,以致偏离了本真自然之情。用心来导情气,使情顺适无碍地发出来,用礼乐、积习等范导情,使情贯穿于礼乐、积习,这样礼乐宜情、情助礼乐,礼乐与情达到了完美融合,从而实现道德教化功能。     

周代:“神”的祛魅与“人”的觉醒——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时期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期。这种启蒙,集中表现为对上古神本概念的祛魅与对人自身作用、地位、本性的觉醒。具体表现为周代以"天"代"帝",作为至上神,进而由"人"定"天",由民意决定天意,走向重人轻天,同时并不唯天是从,而是从对"天"的迷信走向怀疑,更相信人力、道德在决定个人命运和国家事务中的作用。于是,道德地位在周代极大提升,以"孝"和"德"为代表的道德概念在周代极大丰富,德治文明凸显为周代的显著特征。     

两岸孔庙礼乐文化调研暨“成人礼”专题公益讲座在融城福清举办

<正>近日,由福清市文体局主办的两岸孔庙礼乐文化调研暨"成人礼"专题公益讲座在融城福清举办。与会专家和青年就"成人礼之礼意与实践"做了研讨。与会者认为,台湾成人礼仪式与福建民间习俗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此次会议进一步加深了参会人员对两岸文化一脉相通的认同感。     

房中祠乐源流考

"房中祠乐"最早见于《汉书》,为汉高祖唐山夫人的作品,至迟在汉末,世人对其来龙去脉以及应用场合等问题已不甚了解。本文通过详审的考辩,解决了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创作时间,房中祠乐创作于汉高祖六年前后。第二,施用地点及应用场合,房中祠乐最初是宫中举行"杂祭祀"时使用的音乐,所祀之神种类繁多;其后成了朝贺置酒之时使用的音乐,属于宴飨音乐;至东汉时,随着西汉礼乐的凌迟,房中祠乐方成为宗庙上的祭祀音乐。第三,房中祠乐与周之《房中乐》并无关联,作为其源头的古乐,应该是周代的《大武》。     

论周代战争中的巫术

虽然中国兵学思想在春秋末期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但是在周代的战争中,仍然有大量非理性因素的残留。非理性因素之一,就是在战争中使用的巫术。周代战争中的巫术可以划分为四类：祭祷之术、告献之术、预测之术与厌胜之术。并且在总体上显现出两个特点：其一,越是接近中原地区,经过周礼的改造,战争巫术的仪式越规整;其二,进入战国时代后,战争中巫术的痕迹越来越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文化的本质：“以文化人”

“文化”一词，最初是由两个字组成：“文”有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意思。化作“变化”解，人受教而变化为“化”，故本义作“教行”解（见《说文解字注》）。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近代中国社会“重理轻文”现象初探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学问观经历了由儒学区分体用的传统学问观向"文理"分科的新型学问观转变的过程.由于科学精神未能真正贯彻到新的学问观之中,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民国时期的"重理轻文"现象."重理轻文"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实际的效果上分析,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长远来看,"重理轻文"的观念割裂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关于货运计划受理审批办法改革的思考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铁路货运需求加大,运能矛盾日益突出,车皮计划的审批成为广大货主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而使多年未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又有所抬头,特别是"铁老大"思想在我们的个别党员干部中开始回潮,"吃拿卡要"现象大有上升之势,这给我们各级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造成较大影响。适应铁路跨越式发展的要求,依靠科技优势改革货运计划管理方式,由审批型管理机制向服务型管理模式转变,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货运计划管理机制,对于从源头上治理和防止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

商周的鄂地、鄂国,当本因其地多鳄鱼而得名。周代的姞姓鄂国,是商代噩国的延续。近年的考古发现证实,西周早中期的鄂国地望在今随州一带,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的鄂国地望在今南阳境内。鄂国领域可称鄂地,但鄂地并不等同鄂国。周代的鄂国唯有一个,周代的鄂地却有多处。史载西周晚期的楚君熊渠"至于鄂",学者大都以为是熊渠征伐鄂国。分析西周后期江汉地区的形势和楚国发展的趋势,印证周代楚国的相关史料,熊渠所至之鄂只应是史称"东鄂"的今鄂东南鄂州、黄石一带。"东鄂"本是商周南土扬越部族的世居之地,并未成为姞姓鄂人所居之国。楚人至鄂而占据以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为中心的商周铜矿资源最丰富、矿冶水平最先进的基地,才有了富国强兵、开疆拓宇的大发展。熊渠封立的鄂王居邑,未必是旧说的今大冶金牛镇鄂王城遗址,有可能是西北距鄂王城遗址数千米、出土西周中晚期青铜礼乐器的今武汉江夏区湖泗镇境内某处两周遗址。今湖北省简称"鄂",即原始于商周的鄂地、楚国的鄂邑、秦汉的鄂县、隋唐宋的鄂州。     

中国军训史,上下四千年

<正>军训己成为新生的"开学第一课",对于80后90后来说,军训更是深刻的"青春记忆"。那么,中国最早的军训始于何时?有什么内容?是怎么演变的?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射御之术与礼乐教化在中国,军训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根据记载,在商代,由于诸侯间战争增多,统治者对军事训练日益重视,除了对正规军队进行训练外,还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军事教育。从西周开始,官学分"国学"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正义观形成中的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确立,而唯物史观的确立又对马克思正义观的最终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具体来说,它促使马克思由批判"正义"到重构自身正义观的转变;由思辨正义到实践正义的转变;由思考"什么是正义"到思考"怎样才能正义"的转变。依循此路,马克思得以最终确立起历史正义观和初步完成对未来共产主义正义图景的探索与建构。     

文叔封许与许国的世次迁徙

文叔封许与许国的世次迁徙张彦甫“许”，周代国名，美姓，男爵，与齐同祖。周武王时封四岳之苗裔文叔科许，称许国。故地在今河南省许昌一带，故许遗址在今许昌市东１。八公里处的许昌县张盘乡盆李村，由故许遗址偏东北七点五公里处，就是部陵县境的许由村、许由监、许由...     

刘勰的“分身术”——试论《文心雕龙·体性》篇的理论漏洞与章学诚的修补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提出了"体由性定"的文学思想。按行文的内在理路,刘勰应该阐明文体创造的根本动因,即创作者的思想情性问题;但是刘氏选择用低层次的"形式训练"(摹体以定习)的办法来创造文体,并视之为"文之司南"。故此,刘勰在阐发如何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上,出现了理论漏洞,这是刘勰在面对理论困境时使用了"分身术"的缘故。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质性》诸篇对《体性》篇的理论漏洞做了修补。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谏和实践活动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影响因素之一。他们共同做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工作,为其指明前途和方向,力促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他们还将"华密电报"及时通知张学良,帮助张学良策划"扣蒋行动",参与西安事变,并且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付出了不懈努力。     

以叛逆的名义继承:墨子非乐论

墨子学出宗史,习古道术,以继承上古兼爱而救乱世自任。然墨子非乐,不惟乱世新声,并及先王古乐。此特为攻墨者所严责,并为尊墨者诟病。复古而非古乐,是背叛圣作。本文分析墨子此一显著矛盾的内在动力,认为墨子从"节用"导出"非乐"在于加利于民,从兼爱而攻儒家宗法-君权等级制遂必非其等级化礼乐。孔子正乐,化浑朴古乐入小康之世礼乐;墨子以儒家不能兼爱,宁弃古乐而继古风,蒙背叛之名,得行古道之实。     

“惟陈言之务去”乎——韩愈诗赋创作习用《昭明文选》之考察

近人李审言辑《韩诗证选》,已发明了韩愈诗作与《文选》的关系;经微观比勘可知韩愈赋作等更是深得《文选》收录之"骚"体文的精髓:"《骚》意"和"《骚》体"。韩愈诗赋,化用《选》诗,学习《文选》古文辞藻、文法,扬弃其陈腐的思想言论,互补以现实生活中的活语言和新意,体物写意、抒情言志,唱响诗文之最强音,达到了"复古"(继承)与"惟陈言之务去"(革新)的天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