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导致社会民主运动政治方向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政治夺权势力。最终,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戴国煇的台湾人身份认同研究视角

近年来,有关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观诸国内外的诸多研究成果之中,戴国烽教授是最早探讨该问题,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学者。作为台湾出身的中国人学者,戴国焯教授旅日41年期间,高举“知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     

国家祭祖的政治认同

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人的价值重建均尚未成型。公祭、国祭却已在有意无意地依赖国家资本,试图经由国家祭圣祖的模式,再度建构一个新型的政治认同。     

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

肇始于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的全方位联盟。然而,欧洲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目标共同体,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和理念共同体,是一个为所有欧洲公民创造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而欧洲认同的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本文试图从欧洲认同感产生、新欧洲认同政治,以及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三个方面,对欧洲认同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政治输入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设

社会分层背景下,通过政治输入方式获得政治认同,适应了人们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参与需求,能够推动法理型政治权威认同的建设,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执政党与公众之间双向支持的政治氛围.但是,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限制及不畅通和利益代表的"非代表性",思想文化上对政治输入的排斥,输入主体间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从获得政治认同的目的出发,执政党和政府要担负起提供、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完善政治输入渠道建设.     

象征政治与两岸认同的建构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常常发明和使用一些象征,例如标记、符号、仪式、象征物和话语等,通过赋予其政治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复传播与演练,以此来整合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我们称其为象征政治。象征政治作为意义表述、价值展现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通常构成特定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两岸应重视象征政治的建构,通过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与话语等的运用,培育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归属感,不断强化“两岸一家人”的意识,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

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能够再度崛起并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富汗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塑造的身份政治.阿塔上台后仍然利用身份政治构筑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固化和缺乏包容性的身份政治将影响阿塔政权的稳定性,并且其他政治力量很可能会与外部力量相勾连,增加阿富汗社会和解与融入国际社会的难度.     

中国民企海外投资的“政治”认同

黄怒波投资冰岛事件,其身后,既有着"中国威胁论"的误读,也有着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对中国企业官商关系认知的模糊,这给民企的海外投资带来了困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自由与经济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和冲突注定相伴随。在对外开放30余年之后,当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投资海外时。同样遇到了国外资本"冲击"中国时所带有的情绪排斥和玻璃门。不但中国的     

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社会转型对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认同主体发生了从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化,使公民的政治功效感降低,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变得更加强烈。     

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主权国家外，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问题仍然有待理清。 进行非国家行为体分类面临的难题 在对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分类时，学界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把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划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合理？界定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区别的标准是什么？     

非国家行为体的缘起

自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国家就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偏爱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     

近二十年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与身份认同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中外文学》、《海峡评论》等学术刊物为场域的一场论战持续时间近两年,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参与,论争内容触及身份认同、统独之争、族群融合等问题,并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对后续台湾文化走向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阅读这场论战的相关文献,笔者深感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清理,诸如论争者为何以极大的篇幅,极强的热情来讨论“本土化”、“台湾意识”和“祖国意识”,论争者立基于怎样的发言位置,其话语范式彰显了何种历史诠释权的争夺,论争者追寻身份认同的背后,支撑其认同的动机又是什么,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深入影响台湾知识分子。本文拟对这场跨领域的文化论争从学术角度进行观察解读,对现今仍流行的一些“台独”观点进行剖析并研析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叙述和身份认同的差异性。     

“皇民文学”幌子下的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

对日据时期台湾“皇民文学”的具体表现，如今众说纷纭。有人盗用“殖民地的伤痕”的名义为其开脱，甚至把当时用日文发表作品的人都说成是“皇民作家”．包括“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时代．都不曾屈服的稍露奴颜媚骨”^[1]的吕赫若，以及阳奉阴违、虚与委蛇、煞费苦心地在作品中隐寄微言的张文环、龙瑛宗。本文将以事实为依据，评析这三位作家的文化选择和身份认同。     

重构共鸣与批评的东亚认同——对话韩国学者白永瑞教授

东亚和平共同体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推进,一是在组成这一地区的国家外部进行的国家间统合,一是在国家内部最大限度地扩大以成员个人参与为方向的内部改革。在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劲的世界性潮流,同时又是几乎所有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今天,谈论东亚和解与世界和平看上去是一件唐吉诃德与大风车作战的迂腐之事,但若没有超越民     

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它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进而引发了苏联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型,苏共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运动及其对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制度的超稳定性,不过,与超稳定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当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风起云涌.从政治文化角度,我们可以把持不同政见运动视作一场信仰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亚文化,但它对苏联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不仅对苏联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认知,最终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研究持不同政见运动对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     

《政治研究》1987年1—4期总目录

政治学研究开拓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赵宝煦(1.1)政治体制改革的儿个理论问题”·················”···“········     

后物质价值观兴起背景下的政治认同

用理性选择范式、利益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而政治认同不断弱化的现象。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可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视角。后物质价值观及批判型公民的成长,不仅会改变政治认同的基础和环境,还可能直接挑战政治认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社会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并呈现为局部性、代际差异大等特征。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的并存、冲突导致社会共识缺乏,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治理难题和政治认同困境。重构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再造政治共识,这既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也要建立健全政治共识机制来拓展与增加共识。     

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

香港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均体现出二元特征。在身份认同层面,港人表现出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层面,港人多年来在渐进式民主与急速发展民主之间争论,并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纠结。上述认同特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对香港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和美式政治认同培育,不可避免地为今天香港政治发展带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