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借鉴：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改革进路

自2003年国务院通过《法律援助条例》之后,法律援助制度的雏形已经跃然纸上,至此我国在立法上较为明确地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是,与美国刑事法律援助内容相比,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相去甚远。其中,立法层面存在诸多纰漏,如指定辩护适用范围过窄等。鉴于此,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立法完善极为必要。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对原有的刑事法律援助内容作了改动,这昭示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个问题上,美国较为成熟的经验以及修改后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影响与对策

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进行了较大修改或者直接作出了新规定,这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新刑诉法即将实施之际,我们针对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我市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照新刑诉法的要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英国,其理论基础有:权利保障之需求;控、辩(原、被告)力度平衡之要求;司法公正之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当拓宽法律援助受援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规范的运作管理程序,确立以国家援助机构为主、多种援助主体共存的法律援助体系并进行完善。     

建立检援对接机制 切实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完善,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作出了重大调整,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提前了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体现程序正义、促进实体公正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现阶段公平正义问题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正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悬殊,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公平,司法不公正等问题十分突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的凸显,既有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也有所有制结构发生"公"降"私"升变化、公有制主体地位有所削弱的缘故,还有具体制度不完善、一些制度建构不合理,以及公共权力局部异化等因素的影响。应采取推动生产力进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强化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推进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措施,以此解决我国社会的公正问题。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但并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进行规定。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维护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但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素质,且将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有机结合。     

刑事法律中的公权力泛化探析

刑事法律中的公权力泛化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把刑事法律中原来属于国家专门机关 (公检法 )的某些权限赋予社会其他主体。刑事法律中的公权力泛化有其客观理论基础。但由于被授权的主体泛化 ,授权规范的权利和义务的同一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 ,就要权威地厘定刑事法律的授权 ,引入社会法益服务 ,完善国家补偿。     

森林资源产权法律制度之中俄比较

森林资源产权是指特定的森林资源被权利主体直接支配,并使权利主体享有其利益的权利.其本质在于用法律将特定的森林资源归属权赋予森林资源权利主体,并赋予其对该森林资源直接支配的权利,享受其利益并同时排除他人对这种支配与利益享受的分割和干预.目前,我国大量存在滥伐林木、乱占林地、大肆毁林等破坏森林资源的现象,其重要原因是我国现存的森林资源产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我国林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明确以公安司法机关为启动主体,规定了适用标准和救济方式,对实施犯罪行为造成社会危险而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然而,比较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强制医疗制度,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尚存在适用强制医疗对象缺陷、启动程序流于形式、判断标准不明确、救济方式不足、检察机关监督难度大、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转化缺乏规定等问题。因此,我们应扩展适用范围、建立多方参与的庭审抗辩模式、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标准、丰富救济方式、强化司法监督、明确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关系,以期构建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我国金融仲裁法律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完善措施

金融仲裁以快速决策为目标,其"效率高""专业性强"等特点弥补了诉讼解决金融纠纷的不足,在解决金融纠纷方面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救济制度。然而,我国金融仲裁在实践运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各地区仲裁机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金融仲裁具体制度不完整以及缺乏对新型金融仲裁的进一步探索。在完善以上这些不足时,要通过落实仲裁"意思自治"原则、调整业内外人员比例搭配,增强仲裁公信力减小地区差距;通过增设"第三人制度""临时保全措施",强化仲裁员身份"披露制度"制度等填补具体制度缺失;通过鼓励金融仲裁机构与金融市场主体多种形式合作,突破新兴金融模式对金融仲裁制度的桎梏。     

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法律援助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包括:法律援助的人员和资金不足、承办方式单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可以从拓展提供法律援助参与主体、构建多形式的法律援助方式、形成多层次的法律援助体系、多渠道筹措、灵活使用法律援助经费等方面入手对当前法律援助制度加以健全和完善。     

受处分大学生权利救济的制度设计

由纪律处分产生的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凸现了高校存在法治观念淡薄、管理模式僵化、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等问题,管理规章的"越位"或"缺位"、权力行使不规范、学生权利保护和救济制度缺失则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所在。"有权利必有救济",高校学生纪律处分的听证制度、申诉制度和诉讼制度就是从制度操作实践层面解决受处分学生的权利救济问题。     

子女本位下的父母惩戒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了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实践中父母过度惩戒子女、伤害未成年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父母惩戒制度的法律缺失有关。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中,应当构建以子女权利救济为重要保障的父母惩戒制度,从权利行使原则、行使主体、行使方式,到权利滥用的救济等方面予以明确和细化,以切实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我国对外援助的法律制度探析

实施对外援助,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应对全球化危机的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随着对外援助工程的开展,日渐突显出的外援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上的制度欠缺等问题,使我国的对外援助工程面临诸多困境,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外援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2015年9月26日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中国援助南部国家的新计划,再一次引起对我国外援问题的讨论。由于对外援助工程的战略意义,我们有必要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健全法律体系,构建监督体制等途径对其予以规定。从而不但落实宪法"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的要求,也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探析

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能够突破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困境",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顺应了土地关系变革的现实需要,符合产权激励作用的内在要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实施,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的博弈造成三权的利益关系失衡与农地用途变更的经济性障碍,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和政策不协调的制度性障碍,以及配套机制不健全造成经营权的权能实现受限的机制性障碍。实现三权分置,要从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政策协调、完善承包权权能、加强经营权流转监管以及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此项制度对于保护婚姻家庭中受害方的权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无论在相关法律规定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不明确、无过错方举证艰难、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随意性等，因此，完善此制度，应进一步明确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完善举证责任与证据收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要有“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     

哪些证据不合法

一、收集或者提供主体不合法。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若由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作为证人提供证言,则不符合     

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发展路径选择

法律援助的正当化依据在于保障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能够得到无偿法律服务的权利。高校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主导型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同样以此作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高校法律援助的运行模式主要包括学生社团运行模式和援助机构运行模式两种。由于高校法律援助自身的特殊性,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如学生组织的天然缺陷、主体地位不明代理资格受限、经费保障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重新审视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在国家法律援助系统中的定位,应转变传统工作阵地,寻求社会力量支持,明确组织援助范围及对象,不断提升专业水平,以扩大社会影响力。     

完善“三公”经费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公开"三公"经费的意义不在于"公开"本身,而是通过信息公开来规范政府在职消费行为,营造清明的政治环境,打造阳光透明政府。近年来,我国在公开"三公"经费方面取得积极的进展,但还存在公开格式不统一、公开内容较粗泛、公开途径单一、财政支出预算制度建设滞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缓慢、职务消费制度存漏洞、监督主体执行力欠缺等问题,应通过统一公开格式、细化公开项目、增加公开途径、深化政府财政支出预算制度改革、健全法制保障、改革职务消费制度、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等方面健全和改进目前我国"三公"经费公开制度。     

论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公民知情权是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基础性人权,主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予以实现。由于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现存的法规、规章在信息持有人范围和申请人资格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公民知情权得不到有效实现。结合我国理论及实践现状,只有在立法中明确知情权的义务主体和知情权的内容范围,并尽量减少对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限制,才能有效实现公民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