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及其法律保护

在广义劳动价值论视野,家务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是提供劳动力产品、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目前在我国,家务劳动的法律保护缺失,这对家庭的分工合作、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家务劳动保护法律制度,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政府部门应建立家务劳动的评估标准和体系.     

夫妻财产分割制度中关于家事劳动的法律研究

本文提出家事劳动的概念通过与家务劳动比较明确其内含和外延,就家事劳动的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明确家事劳动受保护的基础,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完善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文中针对现行法律保护范围过于狭小、没有认定明确标准不利于操作等的缺点提出了解决思路。     

走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认为家务劳动是当然的、没有报酬的付出。近现代以来，女性地位的上升，使得家务劳动的地位得到正视与提高。我国《婚姻法》第40条虽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中却鲜有适用，致使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陷入“空壳”运行的困境。本文立足于我国家庭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环境讨论其低使用率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走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困境，使其真正发挥效用。     

家务劳动的无奈与困境——对一位女教师的访谈

家务劳动是女性对家庭所作的重要贡献,并对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职业女性的访谈,以个案折射群体,反映家务劳动为女性带来的困扰及不利影响.男女平等、和谐婚姻、和谐社会的建立都需要重视家务劳动的分配,女性的解放包括在家务劳动上的解放.     

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与类型选择

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审视现行夫妻财产制,尤其是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与类型选择,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对夫妻劳动分工和家庭角色进行分析,提出既有利于维护夫妻各方财产所有权,维护经济活动中第三人利益和交易的安全,又注重对夫妻中经济能力较弱一方的保护,确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促进夫妻家庭地位平等、体现性别公正的立法设想。     

西德的儿童家务劳动法规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项要求儿童必须帮助父母从事家务劳动的法规。该法规规定,家长可以根据年龄做合理安排,让孩子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该法规规定:六岁以下的儿童可以不从事家务劳动,任意玩耍。六至十岁的儿童应帮助父母洗碗、扫地和买东西,但不应过多。十至十四岁的儿童要参加修整草坪、洗碗、扫地和买东西等多项家务劳动。十四至十六岁可完成清洗汽车、园艺劳动等任务。十六     

家务劳动补偿的制度研究

由于家务劳动的直接获益者是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因此长期以来家务劳动都被视为一种家庭内部事务,它的经济价值也一直为人们所忽略。我国2001年《婚姻法》第四十条首次承认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这对于维护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一方,尤其是女性一方的权益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婚姻法》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范尚有不足,制度构建过于笼统,司法操作性不强。本文就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提出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论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及其启示

德国家庭法依据公平原则,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上将家务劳动与职业生活居于同一层面,并明确规定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典型的表现是在与税法的配套实施上.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的继续延伸,德国家庭法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德国家庭法关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规定,表达的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或家庭法极具借鉴意义.     

夫妻家务劳动平等性的立法与现实思考

家务劳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已经得到婚姻法的承认。但立法对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保护与现实中家务劳动的夫妻不平等承担有较大差距。本文从思考分析该类立法与现实出发,寄希望于立法对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进一步认可,以完善男女平等的立法观,促进家庭生活的和谐。     

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一个宪政维度的分析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决羁押者被强迫劳动、超强度超时间劳动以及克扣劳动报酬等现象较为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从宪政维度分析,劳动是未决羁押者的权利而非强制性义务;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是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利;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既不同于普通社会劳动者,也有别于已被定罪的囚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制度,以提升其整体的权利保障水平.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