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化解的理念与机制探索

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根源,并主要体现为利益与权利的诉求,矛盾冲突的主要属性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改变.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既要实现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换,又要通过制度规则体系的建设与整合,构建社会矛盾化解的综合性长效机制和灵活性前瞻机制,最终促成社会理性的重构以及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     

多元与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是比较成功的。其成功的机理就是由多元而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所面对的多元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矛盾;地区差异与矛盾;民族差异与矛盾;政治制度内部的矛盾;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分化与矛盾;等级差异及矛盾;民间社会等。它所设定的政治整合目标——一统,也有其特殊性,具体包括:一个核心和最高点;综合性、全方位的协调一致;允许内部差异,倡导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由多元而一统的复杂运动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有领导、多主体、多方式、因时因地制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论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的效能提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

社会矛盾化解是乡村治理的综合性课题,其效能提升需要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整合发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治理优势与功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与细化落实。环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现实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发挥严重不足,影响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创新与效能提升。有鉴于此,基层党组织应该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创新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全过程,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主体素质提升、群众基础的夯实、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与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助推乡村社会矛盾的综合化解、乡村治理的改革创新与新型乡村社区的全面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机制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由于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因而,社会矛盾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社会矛盾既可以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也会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而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倒退。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社会矛盾的应对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矛盾的基本分析入手,在对社会矛盾进行哲学思考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矛盾的化解机制。     

对社会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思考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矛盾,是寻求破解我国社会矛盾的制度安排的关键,是构筑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我们要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关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宏伟目标之一,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到建党百年时要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对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研究。针对当前对社会和谐解读的不全面性,要求正确把握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来促进社会和谐。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方面,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每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厘清中国在建国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只有通过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到社会前进的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势态

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势态均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复杂面相。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矛盾生成领域拓展,呈现出由"点"到"面"的特征;社会矛盾爆发的"燃点"低;局部冲突程度的强化;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非制度化;移动互联网助推与放大效应的凸显。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发展势态总体上呈现出社会矛盾的生成源和社会矛盾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违法式抗争的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多;利益冲突型的社会矛盾将长期存在;生态环境、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诱发社会矛盾生成和累积的重要根源;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精准地判定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及发展势态,以期为谋划和设计科学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做出与现实经验相关的理论解释和奠定厚重的学理支撑,就成为学界的一种担当和使命。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矛盾多重性与博弈性

科学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是正确地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多重性与博弈性。社会矛盾是特指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矛盾表现;社会矛盾的多重性是指社会矛盾的主体具有多元性,社会矛盾所体现的利益矛盾具有交织性,社会矛盾所涉及的领域具有多面性,社会矛盾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性、发展性、复杂性及其关联性;社会矛盾的博弈性体现为社会矛盾的存在或张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化,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现实性和相对的合理性,社会矛盾的博弈性…     

社会建设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由社会利益分化造成的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科学对待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只有大力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社会运行的有序化、社会管理的立体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公共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1、1992-现在。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及其解决具有以下新特点:多因经济利益引起;发展较为缓慢,周期较长,较为复杂;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探索了一些新的解决办法。公共治理理论对于进一步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具有重要启示:构建多主体的社会矛盾解决模式;营造有利于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环境;使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和公民社会承担起更多解决社会矛盾的责任;积极探索多主体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     

构建深圳综治信访维稳调处机制

基层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是多层次的，参与矛盾调处的资源是多元的，矛盾调处工作平台也是多样的。即使是一个机制或平台，也有多种资源介入并发挥作用，矛盾调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构建纵贯市、区、街道三个层级具有指导性、综合性、掌控性的“党委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协同、群团工组织参与”的综治信访维稳调处机制和防控平台，是党委和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建立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与平台的首选，也是最重要的具有掌控作用的控制与调节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变化

作为观察社会矛盾变迁的窗口,群体性事件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变迁。"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类新型群体性事件的有增无减,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变迁: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出社会利益关系的"断裂化";冲突手段暴力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局部矛盾对抗性增强;矛盾生成复杂化反映出制度内利益渠道表达的迟钝化和绩效的有限性;事件现场演变的特点具有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着眼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各种矛盾产生的总根源,也是社会不和谐的总根源,构建和谐社会要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着眼。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总体是适应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对其矛盾的解决,是限制资本恶的方面,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为防止资本对政权的腐蚀,必须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基层矛盾要靠民主建设来解决

甄小英、李清华撰文认为。依靠基层民主化解基层矛盾，这是由基层矛盾的现状和性质决定的。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转化为全局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可能变为“社会动荡期”。这使得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清醒地审视中国社会矛盾的现状、性质及挑战。无论基层矛盾表现形式多么复杂。     

当代中国的利益群体矛盾分析

对利益群体矛盾的分析是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当代中国由财产与收入差距、地域与空间差异、社会劳动分工差别、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等所引起和表现的几对重要的利益群体矛盾,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从坚持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增强社会治理与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将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来实现。     

“大调解”在处置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及运行机理

当前群体性纠纷高发、多发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大调解"机制能够化解群体性纠纷,促进社会管理从刚性向柔性转变;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实现社会矛盾纠纷常态化解,促进社会管理从一元转向多元,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发挥大调解的解纷功能,以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理性对话为基本要素,以主体交涉过程中的相互沟通和协调为基本机制,推进重点工作建设,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基本矛盾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其根源于法律意识发展变化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的巨变。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基本矛盾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矛盾;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司法权"疲软"之间的矛盾。而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司法权"疲软"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