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拯救法治——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初探

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法治建设要求把法律付诸实施,这会暴露出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法律信仰的危机,反而不利于法治建设。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因而法律方法是对法治的拯救。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既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又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的矛盾,并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增进司法的功能。     

推进公正廉洁司法之检察实践思考

公正廉洁司法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切入点,更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把公正廉洁执法作为立身之本,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阳光执法、高效执法、廉洁执法。该文结合检察实际,从理念、队伍、机制等6个层面,深入探析了检察机关确保公正廉洁司法的有效路径。     

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受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影响,我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建设举步维艰。在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下,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律意识的塑造、法治与礼治的整合和法律资源的补给着手,构建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论法治语境下的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把依法治国同党和政府自身建设、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然而,要继续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就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顶层设计上,还应当看到作为顶层设计基础的底层架构。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是法律得以信仰、法律权威得以加强的底层架构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法治语境下的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与法律形式合理

“行政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行政法治强调了法律的效益 ,蕴含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浅谈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我国要建成法治国家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而现今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对法律的冷漠甚至是蔑视,本文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对就如何培养法律信仰提出了相关见解.     

法治与法律信仰

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使其具有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效力。全民法律信仰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由于我国的一些体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使得公民的崇尚法律意识的水平远远跟不上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因此如何提高全民的法律信仰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工作中的紧迫任务。     

论法律信仰与和谐社会

法律信仰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尊重、信赖并以之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途径。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我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道德问题:法律秩序的构建与形成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建成法治社会的。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问题应当是道德问题,即道德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和道德问题!     

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权威,就是法律在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公民普遍的支持和服从。作为一种制度理性和实践理性,司法权威的确立表明法律在逐步完善,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尊重、信仰和服从。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必须强化法治信仰,树立司法神圣的理念;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以公正和效率为核心,在实现社会公正过程实现司法公正。     

浅谈信仰与法律

信仰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法律应当被信仰,信仰法律不是信仰法律条文而是信仰法治精神。把法律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认识到其神圣性和终极意义,进而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律,为权利也为法律的完善而斗争就是信仰法律的最好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要求。经过多年的法治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有了明显增强,知法、守法正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少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增强。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把握三大要素,也就是把法律信仰、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