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意识形态探讨

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集合,它也可以理解为理解性想象、看事物的方式等,它主要存在于意识当中。它广泛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的具体构成也根据它存在的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在统治阶级、政治、宗教、法律等领域都存在着意识形态。随着我国法制的发展,法律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逐渐的被人们认识,因此,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也主要是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简要论述。     

转译界面: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在思想观念深刻嬗变和多元社会思潮相互混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接受与遵从,关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浮沉,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在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建构物质维度、民主维度和法治维度的转译界面,把以注重理念和以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要特色,并且以理论、概念体系等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些较为抽象和远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到民众的意识中去,并使之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习性和日常生活实践行为取舍与选择的价值自觉,可能是切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夯实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恰切进路。     

对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探析

一般来说,法律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与法律意识,而对它们进行区分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法律意识形态具备一定的价值性。它的价值性主要表现在它能将人们的政治倾向以及法律价值观等意识很好的体现出来,并对法律活动的具体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决定作用。此外,法律意识形态还能将人们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看法、基本立场以及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等具体的反映出来。法律意识形态是人的意识形态在相关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本文主要结合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与意义,对其的价值属性进行深刻的探究与分析。     

司法政治研究范式的检视与重塑——以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为视点

司法政治是以司法的政治维度及其运转逻辑为考察对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在司法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国内学界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检视，可以看出国内司法政治研究的范式大体分化出“泛意识形态”的嵌入型范式、“去意识形态”的自治型范式、“辩证关系”的互动型范式三种主要类型。整体上看，国内司法政治研究范式意识自发而不甚自觉、范式分化不足且精细化不够。梳理当代中国政法理论发展与政法实践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内既有范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演变转换态势：嵌入型范式因时过境迁而日渐式微，自治型范式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互动型范式稍显粗泛但日趋主流。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政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交互型范式是一种更富前景也更为妥当的优化方案。     

美国联邦法院的意识形态之争——《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评介

中立客观、只服从法律也许只是理想世界的法官形象,《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一书揭示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根据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态度和价值,而不是法律来认定事实、作出裁决的真相。生活在尘世之中的法官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提名法官、发出调卷令、作出裁决甚至决定意见书撰写的过程无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机理不同,但意识形态同样影响中国法官的行思模式。以守法为内修,以发展法律为使命,是可资参照的他山之石。     

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地位的路径分析

意识形态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难点之一。本文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正确界定意识形态内涵的前提下,分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所遭遇的尴尬和症结所在,并提出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地位的路径,即创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形式向大众意识"贴近"的机制。     

新媒体境遇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

新媒体带来社会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根据时代变迁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形态。这需要从困境与超越的双重维度中系统分析新媒体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耦合、新媒体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指征及应然状态。面对新媒体"双刃剑"效应,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转型,提升传播力,主要有五大路径:塑造专业的传播主体、构建生活化的传播内容、发挥全面立体的传播功能、采取大众化的传播话语、提升传播受众的认同度。     

对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

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是法治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系统地位的极大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与发展;意味着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改变,权力话语权将被抑制,而法律、权利话语权将要形成。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法治实践来说也具有必要性。对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的理解和运用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面对法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实,我们该如何理解、在什么意义上认同,这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法治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借助政治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推进。     

从意识形态的构成探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能否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直接关涉到执政党执政所领导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对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深入研究,探究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能够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     

方法论的转向: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与生成

<正>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范畴,目前理论界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认知主要从本体论的层面展开,〔1〕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探讨该问题在理论界尚属空白。本文尝试以批判的方法论替换本体研究的视野,分析法律意识形态在分析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前提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条件下,法律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由此揭示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的生成,进而密切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与法治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的主导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本文将从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Fram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Law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relation to legal mobilization by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t examines two case examples – citizens' weapons inspection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strategies – which have involved the movement drawing upon the law in particular spatial contexts. The article begins by examining a number of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employed in recent 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to explain strategy choice, including ideology, resources, political and legal opportunity, and framing. It then proceeds to argue that the issues of scale, space, and pla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ation to framing by the movement in the two case examples. Both can be seen to involve scalar reframing, with the movement attempting to resist localizing tendencies and to replace them with a global frame. Both also involve an attempt to reframe the issue of nuclear weapons away from the contested frame of the past (unilateral disarmament) towards the more universal and widely accepted frame of international law.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朱熹法律思想简议

朱熹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天理说是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德礼政刑、刑以弼教的德刑观;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观;任贤使能的人治观构成其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朱熹法律思想是对孔子以降的儒家法律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其法律思想具有革新性和经世致用性,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法治的热望和阻滞——全球化与乡土化

在全球化的整体背景下,法律领域掀起了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热潮,本文认为:对于提出并贯彻“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加入这种全球化运动的渴望和实践是法律在这片土地上实施、运作的动力之一。然而,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造成的“乡土化”法治障碍却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一股暗流。要调和这种矛盾,焕发法律的生命力,最佳选择正是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既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为处理好全球化和乡土化的关系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出发所作的分析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产生过深刻的消极影响 ,其原因除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等直接因素外 ,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历史传统的因素 ,这就是两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基于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遗存及其影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理解这一同质性的钥匙。认识这种深层原因 ,对我国今后法学研究及法治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实施的规制,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作为外部规制力量,有其局限之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情境之中。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该力量的效用应予认真对待、予以积极评价,却不可过分依托,外部规制仍然是更需要发展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指导思想探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该指导思想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主要表现在:其适用既不能达到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影响了司法的正当性、权威性和裁判的终局性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应该确立以“依法纠错”为指导思想,既符合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主旨,又将错误界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同时与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精神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