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前瞻 国际公约下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

证据是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媒介和纽带。证据法缺席的法律体系无法保证实体法通过程序法得到有效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席的证据法则不能称之为良法。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趋向在学界争议众多,但一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至少体现了以下各种考量之一: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对被告人人权和诉讼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公共利益等重大利益的考虑。本文在国际公约的背景之下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与国际公约、有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定相对比,试图指出其中的差距、反思这些差距存在的原因,并对某些问题做前瞻性的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再思考

两高三部发布两个证据规定以来,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越来越引起立法者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何确立,反映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基本态度。本文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相应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首先讨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法律规定,再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分析,总结中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现状,进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源于美国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这项规则的确立一方面有利于人权保障,维护宪法尊严,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惩罚犯罪。对于价值冲突的取舍不同,导致不同国家的排除规则差异很大。因此,应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和法律文化传统,建立我国独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程序性配套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确保刑事证据证明正当性的一种证据可采性规则。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长期盛行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这种观念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思想的缺失相联系,成为阻碍我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原因。证据立法的滞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性缺位,是这种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强烈体现。作为刑事法治的试金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探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并对检察机关如何适用该规则作相应阐述。     

刑诉法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以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在新法条中得以贯彻和加强。本文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文,来剖析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证据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证证据有效性的重要规则,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又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必须首先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从目前国外情况看,存在三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即虚伪排除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和违法控制理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状况,我国应当将基本人权保障理论和重大违法控制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

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强化公诉权对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当然主体,应当通过公诉实践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操作规则,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担负起法律守护人的职责。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析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获取证据的重要的保障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一套程序作为保障,本文对刑事非法证据涉及的实体构成规则和程序规则作了概述,简单设计了我国现实情况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模式,希望通过操作性模式的建立真正减少侵犯人权获取非法证据的发生,推动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行为的理想的发展。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关于完善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程序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刑事证据制度:从逻辑规则向程序规则的演进——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切入点的分析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样本,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证据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作了梳理,讨论了为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充分考虑中外法律传统、诉讼模式等方面差异,充分考虑国情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考量因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从以逻辑推演规则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中国语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争——本土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在我国立法层面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仍取决于在司法实务中的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分析W市法院近三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务中仍存在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识不统一、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不明确、重复自白是否可采具有争议、程序性情况说明尚普遍存在等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首先需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树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新观念,同时要着眼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避免非法证据排除泛化。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落实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对控辩双方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实行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辩方提供的线索或材料只需达到“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样较低程度的证明标准即可,控方的举证则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较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对于有辩护人的案件,尽量保证在庭前会议中最大可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避免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