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公诉政策适用之比较

在三个基层检察院的实证调查表明,检察官在适用青少年保护公诉政策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公诉政策进行公诉裁量时,有不同的行动机制。表面上,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检察院推行的目标考核机制有关;本质上,却因为实践中针对前者的政策明确,针对后者的政策不明确。由此,为了激发检察官政策性公诉裁量的动力,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明确与统一的公诉政策。这除了可以实现通过公诉政策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目的之外,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阻隔种种非正当性因素对公诉制度的渗透以及增强公诉制度运作的透明性。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很多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公诉权的一项具体权能，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公诉权特性、控审分离理论和起诉便宜主义为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范围不同，可以分为禁止或限制撤回公诉、检察机关裁量撤回公诉和法院审查撤回公诉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而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法律依据的疲软，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适用不当的问题突出。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确立法院进行形式审查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公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公诉制度应当首先进行理念更新 ,走出五个误区 ,明确以司法监督权为本质的公诉权能 ,完善公诉案件受理程序和制定公诉证据标准 ,改革公诉案件证据移送制度 ,完善不起诉制度 ,深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公诉机制的缺陷与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建立

现行公诉机制与行政管理机制混同，强调集体本位，导致公诉人权利义务不对等，公诉人的主动性难以发挥，因此区别行政管理机制与案件管理机制、确立以个体本位为主集体本位为辅的公诉体制是公诉机制改革的途径，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公诉机制改革的突破口     

也论撤回公诉制度

我国由司法解释确立的撤回公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严重损害了法律程序的尊严、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学术界对该制度的普遍关注与较大争议。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涉及撤回公诉的问题。从情势变更、司法效率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撤回公诉制度具有存在的正当性。针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存在的立法与司法缺陷,可以从撤诉制度的立法化,明确撤诉的事由、时间、程序、效力,构建撤诉的司法审查与听证程序,规范撤诉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     

关于我国公诉裁量权的几点建议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了以法定主义为原则,兼顾裁量主义的刑事公诉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公诉裁量权,但当前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方式单一、未考虑公共利益、事前监督程序缺失、事后救济机制不健全等诸多不足。考察国外的公诉裁量制度,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际,对公诉裁量权的完善,应从扩大公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增设不起诉替代措施、确立公共利益原则、构建事前监督程序、完善事后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这一规定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和巨大的挑战.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加强公诉人员配备、简化庭审程序、建立“三集中”工作机制、设立简易程序量刑激励制度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等措施应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不利影响.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固守与放开之间

撤回公诉，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涉及到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和权利的救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都赋予检察机关不同程度的撤回公诉权。目前，在我国，由于立法的缺位，撤回公诉制度在理论上是一个薄弱环节，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肯定撤回公诉正当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诉撤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初步设想。     

论现代公诉制度的构建

公诉制度是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的最大特点 ,现代公诉制度的构建应以公诉为中心 ,起诉引导侦查、侦查服务公诉为理论核心 ;以主诉检察官为诉讼主体 ;以职业公诉人为形象代表 ,建设特别公诉队 ,实现公诉公正、效率的宗旨     

撤回公诉问题评析

立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但司法解释对这一制度予以了规定.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的主要原因来自证据方面,公诉证据标准难以精确把握、实质性公诉审查缺位、案外因素影响起诉决定等因素会导致少数已诉案件无法定罪.刑诉法修改后,控辩对抗的增强、证人出庭力度的加大、非法证据的排除等变化也增加了案件处理的变数.诉讼经济、传统文化、考评机制等原因,又使得一定时期内不可能用无罪判决来处理全部无法定罪的案件,而只能以撤回起诉作为并行方式.对撤回公诉予以程序规则,是检察机关有效应对质疑的重要路径.     

公诉案件撤诉的疑难问题新探

在我国 ,撤回公诉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的薄弱环节 ;其作为“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配套制度有着存在的必要性 ,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审判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权行使的条件、阶段及事后的处理并没有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 ,相当不科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撤回公诉权沦为检察机关逃避“错案责任”的手段 ,极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对此法律应当给予明确的规范。     

论撤回公诉制度的正当根据及其合理限度——基于诉讼效益原则的制度安排

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作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合意"回避无罪判决的手段而使用的撤诉制度的正当性面临着质疑。撤诉制度的存在与诉讼模式、公诉制度、诉审分离等制度关系不大,撤回公诉制度只是在案件已经不具备继续审理必要的情况下终止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撤回公诉制度存在的根本依据。由于我国撤诉制度缺乏合理限定,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错案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撤诉制度在实践中被误解和滥用,因此必须从效力、范围、审查、再起诉的条件等方面对撤诉制度加以完善。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行政公诉的理论基石

行政公诉属于行政公益诉讼范畴,与传统"诉的利益"理论方枘圆番,也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标准相去甚远.但这并不能成为建立行政公诉制度不可逾越的障碍.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公益性及检察官公共利益代理人的身份,是构建行政公诉制度的两大天然理论基石.前者解决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后者给出了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充分理由.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我国公诉变更制约机制的完善

为了保证法院审判和被告人辩护权的顺利行使 ,各国在赋予检察官公诉变更裁量权的同时 ,对其公诉变更裁量权的行使也进行一定的制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变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 ,完善我国的公诉变更制约机制。     

论自诉与公诉的关系

公诉和自诉虽然在追诉主体和客体、追诉性质与原则以及诉讼程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为了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一共同目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现代刑事起诉制度的完整体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创设的被害人制约公诉权制度,即公诉转自诉,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对于建立完善我国公诉权的制约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检察院“民事公诉”的诉权

我国代表人诉讼不能有效保护公共利益时,赋予检察院民事公诉权十分必要,公诉权不是刑事领域独有的,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既符合公诉权的本质,又具有民事诉权的基本内涵,检察院应该具有民事公诉的诉权。     

浅谈民事公诉制度的建立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是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做法,检察官具有提起民事公诉的权力源。在民事公诉中,检察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处于主当事人地位。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应为“两益”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