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与合作：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解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同时更加深了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相对实力下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美国仍将对华采取＂遏制性＂经济政策,中美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和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也在不断增大。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必然会在摩擦和调整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此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并从战略高度上采取应对之策。     

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民主建设与中美经贸关系

经济民主问题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因素。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国内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以及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美WTO谈判，乃至当前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认，其根源之一即美国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不符合其所倡导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中国应积极寻求中美双方的合作点，在加快自身经济民主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建设成果的宣传力度，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良性互动。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

2016年以来,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过度防范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战略竞争政策,究其实质在于美国国内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促成了对华战略偏好的转变。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美国以“中国迷思”为载体,在安全领域夸大中美安全稀缺,在经济领域强调相对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标定中国的异质属性,在中美关系尚存妥协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社会环境、战略文化等背景性因素和国内政治联盟、智库、大众传媒及联邦政府等进程性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在系统效应的裹挟下共同推动对华“迷思”不断强化。“中国迷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威胁认知、利益排序和手段选择,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偏好从防御转向进攻,从保守转向激进,从合作转向对抗。     

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评析及对策思考

在国际政治正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全方位、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目标、地缘战略重点、军力资源配置、作战思想、军事装备技术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在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日益消极的前提下,中国军力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将受到深远影响。针对中美实力对比、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等,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自主回应“大国竞争”,军、政、经等多领域配合,“拆解”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努力寻找和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缓解美国对华敌意。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研究——基于对河南省五所高校的调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美国国内焦虑情绪蔓延,其对华政策由此前的竞争合作转向全面遏制,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接触西方文化、并具有广泛国际视野的青年大学生对美国的国家形象认知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本论文通过对河南省五所高校的实证调查发现:当前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总体形象认知中,负面印象明显高于正面印象,对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态势判断并不乐观.影响中国大学生美国观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中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对比反衬、美国对华对抗政策的刺激、新冠疫情下中美社会治理模式的鲜明反差以及大学生获取美国真实社会状况信息渠道的全面和多元化.     

当前中美关系之我见

中国实力的增强,在亚太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不断增加;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力,是促使中美关系升温的原因。但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对华接触政策的目标,以及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暗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及其影响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新政府便开始调整对华战略，将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接触　＋遏制”战略，改为“遏制＋接触”。其原因是小布什政府看到了对华战略的侧重点发生了　重大变化，其动机是企图达到谋取建立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霸权的目的。美国调　整对华战略，必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新的威胁，对此，我们应予以正确的评估。     

试析冷战后美朝的安全困境

冷战后 ,美朝之间仍存在安全困境 ,并且影响着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只有美朝调整各自的安全利益 ,把对方身份界定为竞争对手或朋友 ,并促成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 ,美朝安全困境才能得以缓解。     

美国总统选举与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中美关系不时出现波动和挫折。这种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同美国定期的总统选举有密切关系。每当美国进行总统竞选时,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其后果往往是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甚至使中美关系成为竞选的牺牲品。     

完善政协民主监督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协对加大民主监督力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就当前政协履行职能情况而言,民主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从思想理念、制度建设和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等层面,就当前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协民主监督提出一些设想和对策.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知识分子是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本文主要回顾了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思考。     

美国反恐怖主义的策略

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需要科学界定恐怖主义 ,认真探究其存在与发展的问题。 9·1 1事件发生后 ,美国给予其警察侦查部门一些新权力 ,同时成立国土安全部 ,赋予其诸多权力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美国的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

美国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唯一的任务是逮捕逃犯。它将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实施迅速有效的逮捕逃犯特别执法行动,围捕尽可能多的逃犯。经过精心设计和周密执行, 特别执法行动产生了较高的成本效益。     

Communication of A. P. Chekhov‘s Novels in U.K.

The article throws light upon the emergent situation in England near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necessity to “import” Russian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the prose of A. Chekhov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prominent factor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Europe. Figured in this process of the re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mediaries from both Russian and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become the objects of special attention. The Russians, such as L. Tolstoy and O. Novikova, are given as examples of thos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direct literature contacts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meanwhile, the French authors, like Maupassant and Zola, are considered as the front runner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iteratures. The typological parallels between Russi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re explained through A. Veselovsky’s theory of the “meeting of opposing currents”. The concept of a double, complex reception of Chekhov in England will be developed. On the one hand, Chekhov’s reception will be linked with his evolving reputation in Russian criticism (first, “Russian” Dickens, later “Russian” Maupassa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sociated with the multiple,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needs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munity (including writers, critics, and readers). These respon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part by those English participants attending to contemporary French influence in the Russian “flood” and others approaching uniquely English problems by directly seeking out Russian literary authorities.     

加强人民政协建设政治文明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重要实现形式。必须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适应新情况,吸纳新阶层;与时俱进,深化基本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