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背景及意义

中国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中国及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举动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认同人权问题上的共同国际准则的态度以及中国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诚意。它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浅谈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

人权条约和决议与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共同构成了人权保护国际程序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机构和人权条约机构为国际法程序提供了运作机制。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可以概括为监督程序、控诉程序、调查程序、司法程序及其他程序。借口人道危机,西方大国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干涉,缺乏法律支持。以暴制暴不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程序的启动方式。     

应然与实然之间——关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再思考

人权保障已成为法治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确立的基础理念和司法准则，我国人权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尤其侦查阶段存在“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等问题。为此，需要深入了解人权思想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价值分析，以客观地理解加强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正当性。同时，充分考虑改革的现实土壤，谨慎设计相关程序规则，以确保侦查程序既充分发挥真实发现功能又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新时代我国人权保障的话语体系和法治化路径研究

我国人权发展历经七十载三个发展时期,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话语体系,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权事业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我国以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为着力点,已经构建起"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法治化保障体系,健全人权法律制度保障已成为新时期人权发展进程的主旋律。我国在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一直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已成为世界人权舞台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论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改革

人权是联合国的基石之一。联合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大量的人权保护文件,成立了各种人权保护机构,初步确立了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和相应的实施程序。但在目前,这种保障机制仍然弊端重重。因此,重塑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增加人权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协调性和体制运作效率,是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改革的方向。     

人权个人申诉机制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兼对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建议

区域性的人权个人申诉机制的总体水平和实施效果较高,是对个人国际诉权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外部"强迫"来促使国家接受区域机构的人权监督是不可取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框架下的全球性申诉机制构成最低实践,具有任择性与非拘束性,其制度设计来自各国公认的一些程序原则和法律理念,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个人申诉机制的共同认识。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改革就应当围绕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平台作用的发挥,注重国家间协商与合作的形式,促进国家保护人权能力的提高。     

以科学发展看待人权保障——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分析

发展与人权是联合国的两大宗旨,二者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但发展与人权长期以来处于"并行"状态,在各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积极探索人权与发展的结合之路,提出"发展权"概念,以期解决人权与发展并行带来的问题.但发展权容易使人专注于发展的"权利性",而忽视人权的"义务性与责任性",造成盲目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发展权前冠以"科学性",提出科学发展权,能把人权的权利性与责任性双双凸显,避免盲目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科学发展权具有形式性价值与实质性价值,是人权与发展结合的新境界.     

国际人权问题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战后，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利益需要，赋予人权以新的内容，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人权观不同的特点，而赋予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实践人权的根本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维护和实行社会主义人权。中国坚持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积极谋求现代国际人权的实现     

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是近代西方国家监禁刑政策发生转变的动因之一.国际社会有关监禁刑政策的一系列规定均体现了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监禁刑政策在刑罚目的、手段以及罪犯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我国的罪犯人权保障制度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

妇女人权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以及具体行动的影响下,国际社会通过了较多的国际公约保护妇女的人权,但是结合当今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现实,不难发现,当前国际人权法在妇女人权的保护上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病,国际社会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战后人权发展的促进因素分析

加强交流与对话是促进国际人权进步的必然选择,战后国际人权的发展加大了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人权主体上,"民族自决权"的确立扩大了人权国际对话的空间;在人权外延上,"和平权"理念的确立为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模式;在原则体系上,<维也纳宣言>为国际人权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在机制保证上,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建立为国际人权对话搭建了平台.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某些制度缺陷导致侵害人权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侵害的首要来源和起点,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认可刑事措施强制必要性的前提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限定性以及主动的程序约束和被动的程序对应、对抗,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需要结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护理念加以完善,实现人权保障和强制措施的正当化目标。     

人权入宪视野下的人权立法之思考

人权入宪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对推动我国人权立法运动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人权立法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国内人权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还存在差距和冲突,有必要进行研究和协调.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问题初探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是人权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实施人权教育有利于具体人权保障、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履行国际条约以及实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实施该部分人群人权教育,进而促进司法人权保障的发展。     

联合国体系内的人权保护制度

现代国际人权法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产生的现象。对人权问题的重视首先表现于战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尽管《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含混不清 ,但却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世界人权宣言》的目的在于对《联合国宪章》所提及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提供一个共同的理解 ,并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条款的权威解释。国际人权两公约和各专门领域的人权公约使得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化、法律化。为了监督国际人权条约的执行 ,在联合国体系内存在着各种人权机构和人权保护程序 ,它们对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场域理论视域下提升我国反恐国际话语权路径研究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我国在反恐国际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断加强与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全球反恐论坛等多边框架机制的反恐合作迫在眉睫.但目前反恐国际话语主导权仍由西方国家掌握,并借此干涉我国内政.中国应从顶层设计入手,提升国家实力,构建新型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反恐国际话语权.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所做的努力

中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我国一贯认为,人权的概念及其内涵不断发展。我们现在谈论的人权不仅包括个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联合国应优先关注由于殖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及中国人权战略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二者始终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主权依然是人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人权依然对主权发挥着促进和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制定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中国人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