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福建省永安市召开全市社区建设工作暨表彰会议．回顾和总结了去年全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并提出了该市今年社区建设工作重点。会议还表彰了社区工作先进单位、挂包社区先进单位、社区共建先进单位共34个，先进社区工作者．社区建设积极分子共53人。（林维欣邓丹丹）     

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圆满完成社区废旧汽车集中拖移，存放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国庆60周年环境保障任务，深化城管进社区工作，解决废旧机动车占用公共资源、影响环境秩序、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给广大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按照北京市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于今年5月26日启动了社区度旧汽车专项清理行动。截至目前，     

鑫苑名家 和谐文化

鑫苑名家社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东风渠畔，社区建设七八年来，鑫苑人秉承“创建美好家园是我们的共同心愿”的理念，为居民创造了方便舒适、幸福愉快、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成为中原地区样板社区。200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莅临鑫苑名家视察，对鑫苑名家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党建和社区服务等给予了充分肯定。鑫苑名家为何会有如此魅力和吸引力？     

以活动为载体，推进街道精神文明建设

东直门街道位于北京市东二环东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由14个社区组成，常住人口五万人。东直门街道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两业、三区、六个突破、三大举措”的发展战略，结合东直门地区的实际情况，以文明市民学校建设为突破口，以积极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载体，以不断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为目标，有力地推进了城市管理、环境建设、社会秩序治理、社区服务、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了东直门街道工作的全面发展。     

社区建设的基本含义和主要任务

何谓社区建设，它与社区服务、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区别、联系，它有哪些主要特征，包含哪些基本任务，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加深读者对社区建设基本知识的理解。 一、社区建设的定义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区别、联系 关于社区建设，学者们的界定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它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的过程，也是社区资源和社区力量的整合过程。 社区建设源于城市街道、…     

探索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有效路径

新型农村社区是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载体,既保留了传统村落部分的“乡土性”特质,又融入了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服务标准和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环境。2021年,江苏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意见》。近年来,苏南地区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     

2009年全国救灾减灾工作会议掠影

2月6日，2009年全国救灾减灾工作会议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会议总结了2008年的救灾减灾工作，安排部署了2009年救灾减灾任务，表彰了184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会上，浙江省和宁波市分别介绍了有关工作经验。会议代表还参观了宁波市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现状及提升路径——基于T市Z镇18个社区的考察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法宝。T市Z镇通过强化社区党建引领、做实社区治理平台、打造社区治理“全科网格”等方式，营造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社会治理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然而，Z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党组织治理权威不强、引领能力较弱，社区治理活力略显不足等问题。基于此，要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着力增强党员先锋模范意识；增强与提高党组织引领能力，促进多方社区资源有效整合；构建与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持续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深化社区帮扶 创新社会管理——郑州市社区帮扶工作探讨

2010年9月至今,郑州市对城区社区开展专项帮扶工作,市直、区直机关3700余干部深入480个社区,排查各类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解决。经过近一年的实践,随着大量社区问题得到解决,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各类因社区问题导致的矛盾冲突大为缓和,和谐社区的理念不断深入，社区帮扶也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探索和实践。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公民：机制、基础及保护

积极公民是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自治）的重要视角。当前，积极公民已深深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当中，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连接国家与居民的神经末梢，而且还是社区动员群众、宣传政策、收集信息、推动工作的中坚力量。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中，积极公民通常依靠典范机制、信任机制、情感机制、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而且“赋予半正式身份”和“陌生关系的熟悉化”为积极公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积极公民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的阐释分析，拓展了积极公民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提供方法论启示。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激发研究——以贵阳市观山湖区为研究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推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这是深层建构民族团结工作新模式,探索新时代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根本指针。贵阳市观山湖区作为省会城区中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典型样本,以“发展中治理”“治理中发展”的视角,真正实现各民族的“生活嵌入”“情感嵌入”“事业嵌入”、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样本。治理主体根据治理辖区的基本特点,因势利导、有序建构,孕育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党建引领”贯穿始终,既“有形”又“无形”,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内生动力激发提供了“新解”。     

实施“四社”联动 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

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2014年,区委、区政府以打造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义工)为依托、以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支撑的"四社"联动机制为抓手,着力打造了服务设施配套、服务队伍健全、服务投入持续加强的社区治理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了全区和谐社区创建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     

实施“红色引擎工程” 推进武汉市老旧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细分到城市社会基层就是社区治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城市新建社区规划全面,配套功能完善,而城市老旧社区形成时间较长,绝大部分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治理主体缺失,暴露出管理无序、物业管理服务功能不完善、安全问题较突出、环境绿化较差等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所在。同时这些老旧社区的基层党建工作薄弱,各项管理体制滞后,严重制约社区建设和治理。2017年以来,武汉市开始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在加强现阶段基层党建、促进城市老旧社区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探索出一种新颖的科学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城乡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以下简称“社区思政工作”）,事关党的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民生福祉,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近年来,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以深入践行“两邻”专项行动加以推进,社区思政工作起到了强信心、聚民心、暖民心、筑同心的作用,“四有”幸福社区创建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是同沈阳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新目标相比,同广大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相比,同加快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加强我国社区居委会监督职能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的实践，关系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居委会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基层人民自治组织，担负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任，在社区治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政府转变职能，“政-社-市”的三元治理格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速进展的大背景下，居委会一直以来在现实中的行政化角色也面临改变。在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强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三大职责，即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核心工作也正是围绕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任务下放而展开；另外，在组织开展活动方面，随着地方经济收入水平和居民参与意识和提高，社区活动开展也如火如荼。但居委会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监督活动的职能，无论是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或是居民的意识观念方面，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担该项职责的地步。深入研究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能的内涵，探讨加强社区居委会落实监督职能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宋言奇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农村社区，尽管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特定的客观情况，社会资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讲仍是不可或缺的。     

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逻辑与构造

我国环境治理领域正在探索“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小区”等社区治理模式，但其普遍呈现功能上的补正性、机制的缺位性和法律定位的模糊性等特征，与当前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的要求并不相符。应以多元共治理念为指引，廓清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展开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机制构造。即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共管机制，以转变实践中机制功能的补正性；构建规范的法律体系，以矫正现行机制的缺位性、消除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完善责任机制，以赋予社区治理的可问责性。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