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法院: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一次地方试点

设立实验法院是近代中国以地方试点为特点的司法改革。这场司法改革以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先后选择了璧山和重庆两地法院试行《实验办法》。实验法院通过整顿法警队伍并设立职员值日、审检联席会议等制度,革新行政风纪;通过增强法院职权、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诉讼效率。实验成果大多被采纳,《实验办法》中的许多制度成为修订新诉讼法的依据。由于地方司法改革涉及到中央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交界,实验法院匆匆终止。厘清和分析实验法院这段历史,可以展现许多诉讼制度在中国吸收、演进的历史细节,实验法院所体现的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这一司法改革思路也对当下有所裨益。     

评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础结构

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指出,最高法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建设,创新基层工作指导方式,实施了"三五工程",就是在五所大学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在五个中级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确定五个区法院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推动建立更为科学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的优化,到进一步推广涉及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审合一"的试点工作,可以看到知识     

“巡回”漫谈:从巡回审判到巡回法院

正"巡回"是一个舶来法律词汇,但在我国法院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也比较常见,如基层人民法院大力推广的巡回审判或巡回法庭。近年来,有学者呼吁,为强化中央司法权威,统一法律适用,上级法院也有必要设立巡回法庭。那么,"巡回"到底是什么含义,又有何历史渊源呢?这得从其起源说起。最早的巡回法院,是英国为加强中央权威,宣示国王权力而设立的。在12世纪的英国,司法权被封建领主控制的法院分割,司法不公现象屡见不鲜,人民怨声载道,国王亨利二世试图通过法律改革改变这一局面,遂借鉴法兰克国王为加强王权、监督地方而设立的特派专员调查制度,把全国分为6个司法区,成立了6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每年分赴各司法区进行审判,这也是"巡回"一词的由来。     

我国跨省区流域污染问题治理的困境及司法对策——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全国主要跨省区流域污染的若干重大案件的问题入手,提出了治理这类污染问题面临的困境;从法经济学和现有司法体制的角度分析了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探讨了在解决跨省区流域污染案件中的司法机制的缺陷;并提出了解决这些跨省区流域污染案件的四大对策：一是在国家层级上将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开,即建立跨省级行政区的若干大区法院或巡回法院,专门受理省级行政区之间的跨区冲突案例;二是将现行的法院的经费与人事任免的横向关系改变为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的纵向垂直关系;三是可以尝试由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巡回派出法庭,为建立全国大区法院或巡回法院的过渡;四是建立法官独立的保障机制。最终从司法体制上解决跨省的地方司法保护主义的问题。     

南陵县人民法院 践行群众路线 落实司法为民

正设立法官便民联系点。南陵县法院第十六个"法官便民联系点"在南陵县"美好乡村八渡何"所在地工山镇跃进村设立,这意味该院"司法为民、司法亲民、司法便民"的措施和做法基本辐射到全县每个镇村。"美好乡村八渡何"地处南陵县的偏远山区,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民风淳朴,但由于位处铜陵、繁昌、南陵三县交界,民间纠纷也时而发生,该院以"法官便民联系点"作为延伸法律服务的触角,在全院倡导"宁可法官多跑路,不叫百姓多跑腿"的司法便民理念,积极为那些居住在交通相对不便的乡村群众提供诉讼便利,使老百姓能亲身感受到司法人文关怀,同时改变法院不及时掌握民事纷争具体情况、坐堂判案易     

对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如在审判组织上,大多数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组织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在审判程序上,各地法院普遍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各类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比如近年来实践中就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探索"恢复性司法"模式。但在我看来,当下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广泛实践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是给传统的一些习惯做法贴上了"标签"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本文将考察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被称作"恢复性司法"模式重在揭示这一模式是否有效的实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目标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若干设想。     

在线诉讼 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全面实施,我国的互联网司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推动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到电子卷宗同步生成、跨域立案全面推广、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再到设立互联网法院、探索区块链存证和智能合约履行,人民法院顺应时代发展,锐意探索创新,推动互联网司法在技术应用、程序规则、实体裁判等领域全方位转型升级。中国互联网司法从“跟跑”走向“领跑”,实现了“弯道超车”。     

让数据说话:法院司法统计与绩效管理——从司法统计的边缘化谈起

法院司法统计作为司法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辅助方法,是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对司法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据此作出预测。司法统计伴随着法院的成立和发展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作为法院量化信息的主要载体,司法统计具有的管理、咨询、研究功能和指导作用,在法院工作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令人堪忧的边缘化地位。从法院内部看,定位的模糊导致地位的边缘化;从社会环境来看,司法统计游离于国家统计序列之外。现有司法统计指标体系也确实不符合构建科学统一的绩效管理的要求。而司法统计的终极意义在于为法院审判管理服务,也就是要让统计数字说话,让信息对称,实现数字化、司法化的绩效管理。为改变现有司法统计边缘化的现状,笔者提出设立信息管理中心的初步构想,为司法统计寻求一条重生之路。     

初探执行督促履行机制

在我国,执行难一直都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重大顽疾。近年来,各地法院的执行工作普遍呈现出难度大、压力重、涉访案件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各地法院积极探索执行案件的多元解决方式,深入实践"能动司法"理念,希望通过制度的设立与机制的调整来逐渐改善这一现状。在执行立案后增设"执行督促履行机制",便是其中的一项创新构想。本文拟就执行督促履行机制的设立和运行作一初步探讨。     

司法判决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已得到我国理论界的普遍认同。然而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以直接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面对法无明文规定时,法院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难题在所难免,且经常性地面临着审查程度的困境。但是,透过从"田永案""张成银案"到新近"于艳茹案"等典型个案裁判的观察,可以看到近30年来,通过一次次司法判决的重大推动,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得以新的不断发展。不仅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基础经由"程序法定"发展到"程序正义"的新表达,而且司法适用的程度也已从形式审查迈向实质审查,同时其适用方式也从单纯的"法官造法"步入案例指导制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正当程序原则适用的制度化发展。     

对进一步完善民事速裁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司法资源的不足与案件数量的爆炸使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诉讼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期待。许多基层法院从司法实践出发,兴起了速裁的热潮。杭州市萧山区法院从2007年3月开始先后通过设立速裁中心(归口于立案庭)、速裁庭等专门机构审理简易民事案件,近3年来,通过加强审判管理、合理配置人员、完善物质装备、密切     

现代英国家事案件审判体制的变迁及其启示

英国家事案件审判体制的变革顺应了社会发展,反映了民众呼声,从最初由宗教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发展到20世纪末建立完整的三级家事案件审判体制,即家事程序法院——治安法院中由家庭问题专家开庭审理案件;郡法院;高等法院家事法庭。英国家事案件审判体制变迁的司法理念包括建立专门的家事法庭;设立专门的保护儿童权利的机构;重视和解和调解工作。对我国未来司法体系变革的启示是：建立专门的家事合议庭;建立配套的儿童保护机构;完善家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     

探索中的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法院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法院是司法改革的产物。俄罗斯国家转型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对全国司法体系特别是仲裁法院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知识产权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俄罗斯仲裁法院系统内设置的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法院，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与运行标志着俄罗斯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解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历史背景、组织架构、审判职能、管辖范围及其在俄罗斯法院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中俄双方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具有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司法公开的价值重估——建立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模型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进行的司法公开化改革将司法公开的主旨定位为对法院的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地方法院在改革措施上将公众和司法权的主要关系局限为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通过两个模型可以说明公众、媒体与司法权的正向关系。第一个模型通过诉讼活动对当事人声誉的影响,分析司法公开如何通过"信号"机制提高法院判决执行力;第二个模型从"公众强制机制"出发,分析司法公开对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权力博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模型说明,在强调公众和媒体对法院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我们忽视了公众、传媒对司法权的强化作用,当前司法公开改革从理念到具体措施尚需补充完善。     

提高司法能力的必经之途——实现法律资源的有效整合

司法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概念。从微观上看,司法能力的主体是法官,但也涉及到一部分其他工作人员;而从宏观上描述,由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也担负着司法的一部分职能,因此,司法能力也涉及到法院整体。而这里所阐述的"司法能力"仅仅是狭义上的概念,主要针对法官个体而言。作为凝结在法官身上的各种要素的综合与外化,司法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有赖于法官素质的提高,也与     

北京平谷法院司法建议工作向“管理创新”要实效

<正>本刊讯记者从平谷法院10月16日召开的司法建议座谈会上了解到,该院司法建议反馈率已从2010年的30%上升到目前的75%。平谷法院院长赵军表示,该院"内外兼修",在司法建议的质量和落实上下工夫,让这一高附加值的司法产品的功效看得见,摸得着。平谷法院着重提升内力,健全司法建议的质量保障机制,制定了《平谷区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要求法官结合办理的案件,从司法的视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设立之争”

正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时,《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的通过使筹备已久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呼之欲出。跨区设立、集中审理还是"三审合一"?关于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模式成为民间热议的焦点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讨论已久的知识产权法院设立问题尘埃落定。跨区设立?集中审理?"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设计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讨论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界就有呼吁设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愿景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的建构始自20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法院是其自然延伸。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诸多理由,如促进司法统一、提高程序效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试点司法改革等,但并不能从理性上由此得出知识产权法院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因而,知识产权法院是综合政策的结果。知识产权法院在我国应定位于专门法院,其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借鉴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并结合现实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院制度。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还应置于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在司法体制、机制以及知识产权特别程序制度方面进行探索,为全面的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1954年中共中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1983年以来“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构想

从设立的背景分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逐步全面开放中国市场的试验功能,关系到我国"二次入世"谈判的成败,因此,自贸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只能进一步强化。加强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强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职能及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角度实现,因此,应该尽早在自贸区内建立知识产权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或普通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庭,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行政保障和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