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受贿罪立法完善之设想

如何修改受贿罪以更好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衔接，更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的讨论由来已久。文章从我国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与打击受贿罪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我国现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内容和其他国家有关受贿罪的立法规定，提出了扩大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构成要件及构建定罪量刑二元标准的立法建议。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对贿赂犯罪几个问题的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贿赂犯罪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理解掌握不一,如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是否应包含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对行贿罪是否可以网开一面,受贿罪是否必须以获取财产性利益达到一定数额标准为构成要件等,导致了贿赂罪重罪不重。本文结合结合司法实务,对贿赂犯罪的本质及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     

受贿罪中贿赂范围的界定——基于若干特殊“贿赂”的分析

在受贿现象日益滋生、愈演愈烈,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各类新型受贿案件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相应地,应当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犯罪既遂认定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存在一定的混乱,在认定受贿罪既遂上采用形式主义:第一,将形式既遂实质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既遂;第二,将实质既遂形式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未遂。亚洲国家及地区中关于受贿罪既遂的认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我国大陆地区为代表,规定收受贿赂才构成受贿罪(既遂);另一种以日本、我国台湾、澳门地区为代表,不区分既遂与未遂,仅向他人表达受贿的意图而尚未实际取得贿赂的,也构成受贿罪(既遂)。我国受贿罪中既遂的认定通说观点以实际收受财物为标准,不对收受贿赂与索贿作区分。所以在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应当视不同情况作区分审查,应以是否实质、有效控制银行卡存款作为判断受贿既遂的标准。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作了扩充性的规定,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的罪名进一步确定,但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及其具体的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认为,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和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应遵循实质要件判断标准,即对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认定受贿罪时不能仅仅局限在采购环节。应当严格区分医生所收受商业贿赂的基础条件,如果是基于医生的行政职务行为而收受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反之,如果基于其处方权而收受药品回扣等,则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在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将共犯分别认定为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关于完善受贿罪立法的思考

惩治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严重漏洞,是我国转型期受贿犯罪日益猖獗的原因之一.建议扩大受贿罪"贿赂"的范围,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全部纳入贿赂范围;修改现行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放宽受贿犯罪成立的条件,以体现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从严要求.     

我国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又重新抬头和泛滥,逐渐成为腐败行为的新手段.为此,我国政府在2006年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商业受贿罪是在商业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公务受贿罪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新型受贿犯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问题探析

两高《办理受贿适用意见》所作解释的内容不是仅限于受贿罪的适用范围,而是扩展到了受贿罪之外的其他贿赂型罪名,这是由于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同性,受贿罪与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合性,以及受贿罪与介绍贿赂罪的关联性,从而就决定了两高《办理受贿适用意见》应当适用于包括受贿罪在内的所有贿赂型罪名。     

贿赂行为推定的证据适用规则之再思考--兼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比较

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是基于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而针对贿赂犯罪的特点提出来的一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具有自身特点、实际价值和设立的法理依据.应考虑规定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条款.     

性贿赂现象及其界说与遏制对策

以性贿赂谋取非法经济利益与谋取政治利益，这是当前性贿赂突出的表现，危害大。从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两方面来界说性贿赂。遏制性贿赂必须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加强舆论宣传、揭示性贿赂可耻行为，加强打击卖淫嫖娼活动。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对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思考

商业贿赂是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秩序,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根据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特点,借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国际组织制定的反腐败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制定我国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     

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在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一些执法人员对于诸如贿赂的界定、回扣的认定、商业受贿罪的主体、“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等法律适用和法律程序上的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查办商业贿赂案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商业贿赂犯罪有法典型、附属刑法型和耦合型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应当转换立法思维,采用耦合型立法模式。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应扩张至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避免出现处罚的空隙。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应当界定为利益,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商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的刑罚应保持均衡。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 ,是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中不可回避之重要刑法理论问题 ,其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于当前惩治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单位也能作为贿赂罪共同犯罪的主体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

在我国,商业贿赂是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参与一方主要依靠贿赂行为去引诱对方与之发生交易,而不是在正常的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竞争,此种行为妨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直接导致了其他经营者失去了交易的机会.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必然会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形象.鉴于此,研究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特征等基本问题,探讨立法的完善工作,对于严密法网、开展专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单位行贿罪中的主体认定及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是单位行贿罪主体已成定论,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位行贿罪的主体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实践中,一人公司、私营企业、单位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个人挂靠型、风险经营型企业、承包企业等几种特殊企业能否成为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犯罪行为定性的关键。除了正面了解单位行贿罪的主体范围,还应了解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以期准确把握单位行贿罪与相关行贿受贿犯罪的关系。     

居间受贿犯罪定性与数额问题研究

居间受贿犯罪,是通过各种方式勾通、引荐、撮合行贿和受贿犯罪顺利实现的新型贿赂犯罪。居间受贿人原则上应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但也存在成立（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的余地。受贿额数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具有明知和容认,只要有预见可能性即可。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帮助司法者减轻不必要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