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中日关系演变与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

中日关系,向来是中国所面对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与周边关系之一,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居于重要位置。面对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新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新路径,从而形成了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它既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体安排,也是指导方针。     

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两国关系始终无法深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诉求的增强,双方摩擦与冲突日益突出。总的来看,中日双边关系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非对称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这既是贯穿于中日关系的固有矛盾和彼此实力消长等问题使然,也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何从国际政治大变动的背景来准确把握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并积极思考,是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双方关系的变数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影响中日关系之因与改善中日关系之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持续徘徊不前。中日关系受困,不符合双方利益。改善中日关系是中国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考验着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智慧。为此,保住"经热"是维系中日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间文化交往是提升中两国关系的情感纽带;利用大国关系赢得主动是摆脱对日被动局面的战略关键;在地区合作上达成更多的共识是盘活中日关系的良好契机。     

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建国后才正式开始,但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逐步形成,而且在解放区就有了外事工作的实践,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总设计师。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建国初期,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仅维护了她的独立与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     

新时代中国对日本人文外交:机遇、挑战与对策

随着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文领域内的交流日益加强,人文外交的柔和性作用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中日邦交有上千年的人文交流历史作为前提基础,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性发展,中国对日人文外交愈加符合两国人民的现实性利益诉求。当前,经过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日关系迈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对日人文外交出现大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为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思考对日人文外交的对策,事关中日两国的前途命运,推动双方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国际格局总体走向都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

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是指导新中国开展一系列对外活动,建立睦邻邦交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研究与学习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重要意义。     

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

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日两国平等交往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而为了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廖承志担负了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重任。他积极贯彻中国政府和平外交、人民外交的方针,坚持对日关系中“两个区分”(即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的思想,从日侨回归着手,启动了中日友好关系之门,促成了中日之间《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的签订,推动了中日民间交往,并为日后中日之间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抗日外交思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建立世界反日同盟当作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任务,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他倡导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区别开来,把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与打通官方关系结合起来。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毛泽东制定的抗日外交的战略和策略是新中国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极重要的思想来源     

独立自主——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灵魂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就独立自主而言,它既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原则是其外交思想的灵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无论是作为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还是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无疑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外交的脊骨。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得起国际风浪的考验,在国际舞台上光彩夺目,富有生命力。     

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El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简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特色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在长达四分之一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以他所特有的胆识和睿智,为新中国勾画了一幅幅独具特色的外交战略蓝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特色进行粗浅的探讨。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自1989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与印度(发言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积极与其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印度就是其中一个。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对当今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外交的纲领、路线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外交风格和艺术丰富了外交学的内涵。     

构筑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

构筑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吕乃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２５年来的实践证明中日两国能够长期稳定友好相处，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本地区以至于世界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２５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