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

追求承认的斗争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本体性安全、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即希望获得自由与平等。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根本动力。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导向更加分散化的社会体系和国际秩序,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兴起。在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带来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变革,以及围绕大国地位的斗争,最终导致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在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造成了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但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正在挑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认同的地位,导致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出现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结构自由主义着眼于总结和解释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对冷战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对于这些特点,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作为深层结构的工业主义和作为直接原因的美国霸权。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开放的、互惠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由于决定西方秩序的那些因素在冷战后依然存在,所以,西方大国并不会回复到旧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美国也不会走向一种帝国式的统治。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

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议程"。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对全球金融危机下经济模式的反思

在当今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讨论和反思。特别是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更为突出。通常来讲，从15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政府干预与自由经济这两大经济思潮及其政策主张。自由经济或者说经济自由主义把引导和协调千千万万人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市场经济机制看作是“看不见的手”，     

欧洲经济宪法的发展及其对共同市场的规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为例

"经济宪法"概念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用于整合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工具,它对"欧洲经济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欧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市场",法律在对市场的规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在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经济宪法"也愈益完善,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这两个原则为核心,建构了一系列规范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私人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宪法性原则,从而在保障欧洲市场统一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保护个人自由等政治目的。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讨论。然而,学界对于国际秩序定义的持续争论,以及世界政治中"秩序转型"机制的理论化缺失,使得这些争论各执一词。文章通过回归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引入国际秩序的综合定义,并对其进行分层(基于规范、基于权力和基于规则)与分类(安全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国际秩序转型的三种不同形态,分别是基于规范秩序的系统性转变,基于权力秩序的格局性转变,以及基于规则秩序的制度性转变。在亚太地区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国际秩序的九个维度呈现复杂而多样的动态发展趋势。作为塑造未来地区秩序的主要行为者,中国同时扮演着支持者、改革者和挑战者等多重角色。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将比普遍认为的面临更多困难,其结果也充满不确定性。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崇尚市场竞争和限制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纲领,但是,在这种一般主张和纲领之下,依据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秩序自由主义、激进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新自由主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遭遇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显现逐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即它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推翻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吗?

长期以来,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但这是一种极大的理论误解。建构主义本质上不是一种用以阐释和指导实际政治运行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用以指导我们进行理论构建的元理论立场,是有关社会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如果理性主义作为元理论立场可以和不同的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形成理性现实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之不同的国际政治见解;那么,建构主义作为与理性主义相对的元理论立场,同样也可以与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并最终形成可称之为"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的不同国际政治解释范式。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之间的关联是新近区域大国研究的重点。文章在批判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新综合分析框架指出,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形象并建构区域秩序的主要过程。区域大国能力实践就是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并从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文章基于此分析框架,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通联所起的作用。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美国的东亚FTA战略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美国在东亚的FTA战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本文认为,美国的东亚FTA战略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意图.为实现其战略意图,美国的东亚FTA战略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其东亚FTA战略不仅会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会外溢至政治和安全层面,深刻塑造东亚的地区安全秩序.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英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

美英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长期合作表明 ,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存在。英国的亲美政策及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战略一致 ,构成了“特殊关系”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 ,战后以来至今 ,美英两国始终把控制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然而 ,美英控制国际秩序的目标在冷战后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第三世界的反对外 ,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也拒绝接受其“单极独霸”的国际秩序构想 ,不过英国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血缘联系、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美英特殊关系重要原因 ,而共同利益则是其赖以持久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