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以平台资本主义中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资本生产过程使传统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体系难以为继，催生了数据所有权的新形态。以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可以发现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在数据资源价值化过程中，以用户消费性的无偿数字劳动生产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转变。在数据价值资本化过程中，以平台对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掌控权的转变。从用户的数据使用权到平台的数据掌控权，意味着传统的所有权由权利束集合裂变为单一的数据所有权，形成了“数据鸿沟”中的隐性剥削。消除平台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需要在数据资本公有化中推进从数据确权到数据共享。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应对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是数字平台进行货币化转化的关键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用户的线上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数字劳动。在数据资本化阶段，用户的行为数据成为平台生产数据商品的原材料，资本创造性地打破了雇佣劳动的剥削界限，通过对数据商品价值的私人占有，实现了对无雇佣数字劳动者——用户的剩余价值剥削。为确保数据要素的无限供给，数字平台在数据资本化基础上，不断加强资本数据化的进程。在数据资本驱动之下，平台不断拓展新形式的数据生产空间，加速迈向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助推数据资本循环。面对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中国应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应对之策。     

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源于对现实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考察,他以“劳动”为切入点,找到了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以“人的逻辑”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以劳动正义对抗资本主义法权正义,并探究实现劳动正义、劳动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意义。劳动正义既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核心,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劳动正义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内涵与价值旨趣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数字的遮蔽与人性的复归——试论数字化时代的三重“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今社会迈向了一个以大数据、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以此为契机,打着“自我实现”的幌子,以更加隐蔽和深刻的方式进行数字劳动异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精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异化。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们由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转变为积极主动的“自我剥削”,资本的增值欲望在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中覆盖、渗透、塑造着当代新的异化。厘清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通过科学的批判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数字资本颠倒的假象,扬弃异化之道,不仅关涉人的实际存在和生活方式,有助于规范数字技术运用,而且可以从思想层面深化和推动人的主体性复归。     

“劳动所得”与“劳动应得”的辩证分析——兼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品质

学界关于诉诸劳动价值论能否实现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存在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劳动不断生产工人贫困”的事实也是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前提得出的。这一矛盾包含在斯密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两种规定性中，一方面强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又从工资、地租、利润三个方面来构成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指出问题的症结是把“劳动所得”同“劳动应得”混淆起来了，并进一步阐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不等同于生产同等劳动所耗费的商品。这样就从劳动价值论推进到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工人无法买回自己劳动产品的真实原因；也在科学地辨明“劳动所得”不是“劳动应得”的意义上，建构起未来社会超越按劳分配、实现按需分配的现实方案。     

警惕数字劳动新陷阱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的新型劳动形态,已成为与传统劳动共在的劳动范式,并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在资本逻辑规制下,数字技术被资本逻辑钳制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资本借由数字化之手继续行剥削之实。数字劳动极易成为奴役、压迫和剥削人的异化劳动形式,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所挖设的自由、自控、自主陷阱。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完善公正有序的制度保障,坚守智慧共享的价值追求,实现人们自觉自愿劳动和全人类解放二者的关联互促,在实现劳动异化消解和人类本质意义复归中探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之道。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劳动转移价值论”质疑

“劳动转移价值论”质疑安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剥削的锐利武器。但是，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一种所谓“劳动转移价值论”，用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所谓“劳动转移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为什么大型的网络平台企业在数字时代能够以远超传统时代工业企业的速度聚集和增值资本?数据时代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更为公平的经济体系还是反之?对于数据时代的资本运转,应该采用何种监管的态度和策略?这些都是构建数字时代经济体系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通过对数字经济体系与工业时代生产体系的价值分配比较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的资本方一方面提高普通劳动者强度、效率和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通过消解发明者权益、降低管理成本、降低市场费用和逃避制度责任,从而达到更有效地积累剩余价值,可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剩余价值,如此加速了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引发包括两极分化、增加社会矛盾、破坏市场秩序等一系列问题。数字剩余价值既有生产性和创新性,也具有剥削性和垄断性。治理的策略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经济的数字化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则要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报酬收益,更有效地优化税收调节机制,坚决强化反垄断、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建设美好社会。     

数字劳动、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政治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与剥削的概念不仅仍存在且更复杂。数字劳动催生了赛博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不仅指谓从事数字生产的用户，还包括数字生态链中的劳动者——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研发数字软件的“码农”等。而用户是赛博无产阶级最具典范性、表征性、普遍性的存在。数字生产体系的持续性与稳固性，依赖数字权力的生命政治学管控。数字权力在今天以无形的“电子鞭子”作为新的惩戒机制、以人口“注意力”要素的提取作为新的调节机制，使赛博无产阶级在新的经济胁迫面前表现出新的服从。赛博无产阶级是数字平台这股新生力量的真正主体，对数字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数字形态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引领，是赛博无产阶级面对数字文明的新历史使命。这不仅关乎赛博无产阶级真正的未来，更关乎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众包劳动是在数字平台强中心化的聚合效应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加持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劳动方式。数字平台一方面凭借其信息聚合的网络效应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劳动场所，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的算法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方式。众包劳动自由灵活的表象与强大的劳动控制之间的悖论导致劳动关系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已有研究的部分观点认为，平台资本主义中的众包劳动所涉及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提供了有力解释：第一，从众包劳动本身而言，脱离雇佣劳动关系不代表摆脱“剥削”；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是分析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体系下分析众包劳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的劳动观点在政治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人类维持生存的物质劳动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劳动又处于历史变化之中,在文明时代劳动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国家、法和意识形态。马克思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寻求形而上的永恒正义国家的旧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交换关系的自由、平等论证资本赢利的公正性,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正义性,马克思则用生产劳动说明交换,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学说,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指出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形式性,批判了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虽然表现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新特点,但依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马克思的劳动观点仍然具有当代价值。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思考

“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以为,《资本论》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提供了指导性线索。兹将研读后的思考略陈如下。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劳动从而雇佣劳动,处于从属、被剥削、被支配的地位;资本作为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是社会经济结构、体系的轴心。由于资本无非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一部《资本论》,正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