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选择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进行分配的折中主义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 ,应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立法初衷 ,对行政强制执行权重新进行分配 :一般情况下 ,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 ,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 ,而特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 ,由法律明确规定 ,执行裁断权、执行决定权和执行实施权都由行政机关承担。     

行政强制执行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禁止和解的强制执行制度和一系列的执行手段.但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本文试图从合理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在行政强制中引入和解制度、实行执行手段多样化这三个方面,对如何更好实现行政强制目的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立法赋予规划部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必要性

从我国规划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制度、城市规划执法的现状出发 ,应对城市规划执法中的行政强制制度进行探讨 ,试图从立法上赋予城市规划部门行政强制执行权 ,以有效遏制违法建设。     

浅议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经常采取的一种措施.它对保证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和行政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行政机关对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约占70%。理论界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归属法院行使,以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机关应有的职权。笔者认为,基于提高行政效率保证行政权的统一行使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归属行政机关。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行政强制执行的权限划分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实质在于行政强制执行权限在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划分。本文认为 :除依照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案件外 ,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法院只负责按一定标准审查、裁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 ,具体执行则由申请的行政机关负责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

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规范,是我国当前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行政法学界近年着力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对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辨析入手,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适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确立了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对这一模式做了具体规定。然而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第53条规定了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必要详述这些法条间的冲突,将两种模式进行对比,阐述现阶段我国行政强制执行适用的模式,并且提出修改建议。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公共利益至上.行政强制执行主要有大陆法系模式和英美法系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应由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尚不统一,应加紧完善.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模式之选择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通过对各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对比、分析,寻求既符合行政法理念又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探析

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着立法不统一、执行权归属不科学、执行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乏等问题，这些制约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展。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统一行政强制立法，重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置科学的实施程序，以改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比例

规范和控制执行行为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即将出炉。该法应规定比例原则 ,应满足两个比例 ,即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合比例和执行手段合比例。前者指执行权在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分配符合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要求 ,后者指执行手段应遵循适当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衡量原则。只有这样 ,该法才能体现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并重的现代法治观念 ,促进官民观念转变。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催告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首次在我国行政法中确立了催告程序，这标志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发展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鉴于目前理论界尚欠缺对行政强制执行催告程序的系统研究，本文系统探讨了行政强制执行催告程序的内涵、价值、构成等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在行政法中进一步完善催告程序的几点立法建议。     

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反思,并通过对国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完善的立法对策。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分配模式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尤其是在行政强制执行的分配模式上出现了一些混乱。要厘清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的模式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该权力的属性，即该权力到底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应当注意的是，权力的性质与行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确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后，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授予相关机关。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的分配模式也就比较清晰了。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比较

通过对不同国家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比较,我国在重新设置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时,应建立起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主,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强制执行主体模式。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成因及其状况分析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行政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可以概括为"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例外",分析其形成原因和现状,对于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实现以法治国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重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理论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不仅与行政行为效力原理相悖 ,而且造成了司法与行政的角色错位 ,因而难以实现执行效益的提高。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改革 ,需要综合考虑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目的、属性、运行现状及一国行政法的发展传统。文章在评析学界提出的几种改革思路的基础上 ,主张我国应建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体制 ,并探讨了这一体制相应的制度保障     

论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

本文从分权理论、司法实践和行政执行行为本身性质三方面对非诉行政执行进行分析,认为非诉行政执行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研究非诉行政执行性质的意义。     

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非诉执行的时效问题

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时效为多久,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理解存在争议。现有法律出现多个时效结论时,应作不利于行政机关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驳回型行政裁判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被驳回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决定而非行政裁判文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虽然置入了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过程,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非诉执行,时效应当确定为三个月。如果适用二年的执行时效,则违反了申辩不应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变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