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根本保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目前,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理念、治理立法、治理机制、治理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制约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为此,要从培育社会治理法治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健全执法机制、加强司法保障和健全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生产合作实行集中管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基层创新完善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民主协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个阶段。其治理的演绎逻辑体现为始终坚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围绕农民诉求推进乡村治理,围绕农民权利实现治理与自治互动,围绕基层创新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优先方向;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农民力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回应农民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研究

进入新时代,中央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有其深刻的内涵与价值,面对社会转型之下的各种社会潜在风险,应该从其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给予推进提升,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从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便能够准确及时地预判化解各类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亟待着眼于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格局等,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已初步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但与新时代要求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还有差距,存在着社区居民自治困境、社区治理组织角色困境及社区服务供需困境。治理过程中缺乏人本精神、社区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社区资源缺少支持是造成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对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着力,以理念和制度为两翼,围绕主体建设,探究解决新时代城市社区克服治理难题的对策,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的生成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能力·机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局与路径

多元共治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基于主体-能力-机制三维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隐匿的诸多困局：社会主体“缺位”、能力承载“羸弱”、制度体系“碎形”。鉴于此,应该推动多元主体“到场”,拓展治理能力“边界”,构建治理机制“集簇”,形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获得感视域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逻辑路径分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社会治理中通过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增强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感、成就感和公平感，这“三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实质内涵，获得感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评价指标，对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起着重要的结果反馈作用。从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开始的起点共建、过程共治、成果共享到获得感评价，整体构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健全的逻辑路径，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践中，要从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升级以创新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方式入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     

社会治理创新与开放的公共决策法律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则表现为由封闭型行政决策转变为开放型行政决策。公共决策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公共决策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结合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针对公共决策法律体系的构建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坚持民主、法治、回应现实需公平公开的原则,在制度构建时要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的程序和途径、主体间的权责划分。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创新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五社联动”的多案例研究

党建引领乡村共治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但现实场景中出现了社会联动不足、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困境,故而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自主性来适应乡村共治需要成为关键的议题。本文基于集体行动、政治耦合、法团主义与赋能理论构建了“政社关系驱动→政治耦合过程→党建引领共治结果”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五社联动”的多案例,阐释了案例中所呈现的“卷联式培育”逻辑。研究发现：（1）党领共治包括利益、权威、价值嵌入的政治耦合过程;（2）不同的政社关系和耦合方式衍生出党建引领下四种强弱配比的卷联—培育模式;（3）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可以通过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三条路径,卷联社会资源、培育主体能力、适应乡村共治。基层党组织遵循卷联式培育原理发挥自主性以适应乡村共治需求,不仅实现其自身与社会主体间的双向赋能,而且为化解乡村治理行政化、激励社区善治提供了有益的治理启示。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的社区治理精准化:内涵、条件及意义

社区治理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神经末梢和关键环节。社区治理精准化既遵循了治理的主要特征,同时还强调在以发现问题、对接需求、施策发力和目标实现等环节构成的公共问题解决周期中具有高度的靶向性。评价社区治理精准化是否实现,需要考量主体多元化、客体针对性、方式协作性和工具现代化四个条件。社区治理朝着精准化的方向前进,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促进治理体系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顺应科技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满足居民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云南边境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云南作为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省份,近年来社会治理持续向好,但目前依然面临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根本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云南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结合云南实际,只有加强边境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才能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