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行政理性建设的思考

行政理性作为一种行政道德能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对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功能。要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现代化,就要把行政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从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行为层次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理性化。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探索、开辟和发展,始终与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境遇相耦合。因为追求现代性,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反思现代性,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我们在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基础上,合理安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契合的科学发展之路。     

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问题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明念之一，但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突现，而集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弱化。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体现公共理性，寻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本文探讨了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的几种表现 :政策理想与具体步骤间的冲突 ,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 ,“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尝试性地寻找解决途径。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的实现,包括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作用;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选拔手段和工具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考问与鞭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必将推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这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形式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论生态税法的现代性特征

生态税法是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衡平存在而存在,也是我国现代税法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其发挥着生态保护效应的帕累托最优,具有现代性特征。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论理性爱国主义的提出与弘扬

理性爱国主义是一种高级的、坚定的、成熟的、纯真的、执著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对狭隘的、非理性的爱国主义的超越.理性爱国主义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体,核心在理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把爱国主义从对爱国情感的直接描述提升为理性爱国主义,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的迫切要求.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客观要求.要大力弘扬理性爱国主义,必须深入开展理性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良好的国民心态;把爱国情感与公民意识结合起来,有效引导公民的爱国行为;激发公民理性爱国的内在动能,把公民的爱国情感提升为公民的素质.     

论传统伦理思维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受德性思维影响,近代西方行政管理则受理性思维影响.无论是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还是东方传统的德性思维,都具有历史发展的片面性,行政伦理则是一种超越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的行政学研究视角,它既开启了现代西方行政伦理救治路径,也为我国以德治国提供了理论支持.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向度

法制的现代化是以法律的逐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理性”观 ,片面地强调了法律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即为“人的物化” ,对人的生命价值至尊的忽视及“人本”意识的缺失、主体性地位的衰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 ,强调“以人为本”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一种后现代视角的理性观

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张从根本上颠覆理性、解构理性不同,同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赫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性观.理性是分享世界的确定性,理性内在地包含道德责任,理性远没有终结,无论是存在主义的选择,还是道德乌托邦的诉求,都体现出强烈的理性责任与理性信念.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现代西方哲学围绕启蒙主义批判对西方文明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当启蒙主义高扬理性主义大旗时,又以科学理性主义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使西方文明面临虚无主义的困境。今天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乃是我们汲取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健康的现代化之路的需要。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